“抗战第一大捷”日军阵亡不到二十？

发生于1932年3月21日前后牡丹江宁安墙缝的抗日战斗，时隔八十多年再次掀起轩然大波。我国长期以来的一种说法认为，“镜泊湖连环战”首战“墙缝战斗”，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补充团700人利用极其特殊的有利地形和日军骄狂心态，以手榴弹为主要武器，在10小时战斗中毙伤日军3500人以上，而自己只牺牲7人。更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在这里歼灭的日军多达七千多人。按照如此说法，林彪指挥的平型关大捷也逊色许多。

不久前，笔者王锦思从朋友处借阅到一本《满洲上海事变尽忠录》。这显然是此前诸多学者举证的诸多引文出处中，忽视的一个重要的证据。或许，个别学者可以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但是其参考性不容忽略。

日本《满洲上海事变尽忠录》1932年9月15日出版，厚达1200多页，里面有许多日军高级将领题词，为日本“爱国会编簒部”编写。详尽记载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和上海接近十个月时间里，死亡接近1400人，里面还有因肺结核、脑膜炎等病死亡的日军。绝大多数有详细简历、战斗描述和照片，以及给家人的信件，个别阵亡士兵的介绍甚至高达四千多字。

根据里面的描述，1932年3月19日，鞍山独立守备步兵第六大队所属的部队，从敦化出发。一名日军当天给母亲写信1000多字，情真意切，似乎预见到了踏上不归之路。

21日，牡丹江宁安的南湖头（墙缝），日军鞍山独立守备步兵第六大队所属的部队，其中一股疑为三十六人，与抗日武装王德林军“五六百人”作战，“敌弹雨下”，由此可以看出战斗十分激烈，描述称日军作战“勇敢”，最后我军“败退”。

从简历上可以看到，古本一郎是“模范青年”，“沉着勇敢”，善于使用曲射炮，将山顶我军阵地要害部分命中“粉碎”。

酒向健三，对父母极尽孝道，救助部队所在地的东北贫民，尽管看似“沉默寡言”，但是善于“雄辩”，“奋斗努力”。

根据规定，日军阵亡当日，军衔晋升一级，以示褒奖。奈良五八为阵亡级别最高的日军，军衔为曹长。根据记载，日军阵亡后第二天22日举行“荼毗”仪式，二字是梵语的发音，又有写成“阇鼻多”（du bi duo）。翻译成汉语的意思是火葬，尤其指僧人死后的火葬。日本信奉佛教，日军尸体焚烧也美其名曰“荼毗”，而后还举行追悼仪式，骨灰送回国内。

经过仔细查阅，在南湖头阵亡的日军如下：

鞍山独立守备步兵第六大队：奈良五八、仓地顺太郎、片山作夫、村松金之助、酒向健三、古本一郎、中岛兼吉、八十富二、铃木元、古牧胜雄、辻新一。

关东军电信队：向山朝一、藤原长太郎。

西部太郎在南湖头战斗中负伤，后来在辽阳日军医院中病死，樱井广一负伤后在长春病死。

由此可见，日本记载在南湖头战斗中阵亡十三个人，负伤后在医院病死两人，合计死亡十五人。如果加上3月24日前后在距离南湖头不远的东京城阵亡的伊藤七郎、本木雄二郎、石川长之助等日军，总共在3月下旬牡丹江宁安战斗死亡二十人左右，和我国部分记载的几千人大相径庭。我国部分新闻和学术表述津津乐道的日军指挥官天野，在此书南湖头战斗中根本没有涉及。

那么日本是不是对伤亡数字有所隐瞒？

经过仔细翻阅，发现里面有九一八事变当晚阵亡于沈阳北大营的日军新国六三、增子正男二人名单，这也和历史记录相吻合。也就是说，在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中的当夜，日军仅仅阵亡区区两人，在这本书中，日本也没有隐瞒这一数字。

本书也有阵亡于长春南岭的仓本茂等几十名日军的名单，日本也没有隐瞒这一数字。

本书也有阵亡于长春附近农安的佐藤久雄，日本也没有隐瞒这一数字。这也和以前的记载吻合。

难道日本刻意隐瞒、不让在南湖头打了胜仗的中国人庆功？

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也记录了中国抗战史学界了解不详细的伤亡情况。

比如1932年4月12日在哈尔滨附近的成高子（日方称为万德号和大嘎哈），日军列车脱轨，阵亡二十人左右。目前已经证实，这次袭击是赵尚志组织策划的。

在齐齐哈尔附近的乌诺头车站，二十六名日军遭到我军几百人包围，阵亡接近二十人，几乎全军覆没。

根据此书记载，在珠河的乌吉密，日军阵亡二十一人左右。

如果日军隐瞒伤亡数字，为何不隐瞒中国人不掌握的战斗情况，那岂不是中国人更无法为新的大捷欢呼？如果是日本隐瞒了南湖头的失利，而不隐瞒其他战斗，原因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日本真的那么惧怕南湖头的真相么？而1932年在整个东北的日军调动作战中，有几次超过三千人的规模？

中国的抗战研究和损失数字难以被同行认可，尤其不被国际上认可，值得我们反思。普京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讲话上看轻中国抗战，简直让我们汗颜。希望有关学者解决这一历史疑案，不要再继续迷惑下去。

“抗战第一大捷”日军阵亡不到二十？

发生于1932年3月21日前后牡丹江宁安墙缝的抗日战斗，时隔八十多年再次掀起轩然大波。我国长期以来的一种说法认为，“镜泊湖连环战”首战“墙缝战斗”，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补充团700人利用极其特殊的有利地形和日军骄狂心态，以手榴弹为主要武器，在10小时战斗中毙伤日军3500人以上，而自己只牺牲7人。更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在这里歼灭的日军多达七千多人。按照如此说法，林彪指挥的平型关大捷也逊色许多。

不久前，笔者王锦思从朋友处借阅到一本《满洲上海事变尽忠录》。这显然是此前诸多学者举证的诸多引文出处中，忽视的一个重要的证据。或许，个别学者可以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但是其参考性不容忽略。

日本《满洲上海事变尽忠录》1932年9月15日出版，厚达1200多页，里面有许多日军高级将领题词，为日本“爱国会编簒部”编写。详尽记载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和上海接近十个月时间里，死亡接近1400人，里面还有因肺结核、脑膜炎等病死亡的日军。绝大多数有详细简历、战斗描述和照片，以及给家人的信件，个别阵亡士兵的介绍甚至高达四千多字。

根据里面的描述，1932年3月19日，鞍山独立守备步兵第六大队所属的部队，从敦化出发。一名日军当天给母亲写信1000多字，情真意切，似乎预见到了踏上不归之路。

21日，牡丹江宁安的南湖头（墙缝），日军鞍山独立守备步兵第六大队所属的部队，其中一股疑为三十六人，与抗日武装王德林军“五六百人”作战，“敌弹雨下”，由此可以看出战斗十分激烈，描述称日军作战“勇敢”，最后我军“败退”。

从简历上可以看到，古本一郎是“模范青年”，“沉着勇敢”，善于使用曲射炮，将山顶我军阵地要害部分命中“粉碎”。

酒向健三，对父母极尽孝道，救助部队所在地的东北贫民，尽管看似“沉默寡言”，但是善于“雄辩”，“奋斗努力”。

根据规定，日军阵亡当日，军衔晋升一级，以示褒奖。奈良五八为阵亡级别最高的日军，军衔为曹长。根据记载，日军阵亡后第二天22日举行“荼毗”仪式，二字是梵语的发音，又有写成“阇鼻多”（du bi duo）。翻译成汉语的意思是火葬，尤其指僧人死后的火葬。日本信奉佛教，日军尸体焚烧也美其名曰“荼毗”，而后还举行追悼仪式，骨灰送回国内。

经过仔细查阅，在南湖头阵亡的日军如下：

鞍山独立守备步兵第六大队：奈良五八、仓地顺太郎、片山作夫、村松金之助、酒向健三、古本一郎、中岛兼吉、八十富二、铃木元、古牧胜雄、辻新一。

关东军电信队：向山朝一、藤原长太郎。

西部太郎在南湖头战斗中负伤，后来在辽阳日军医院中病死，樱井广一负伤后在长春病死。

由此可见，日本记载在南湖头战斗中阵亡十三个人，负伤后在医院病死两人，合计死亡十五人。如果加上3月24日前后在距离南湖头不远的东京城阵亡的伊藤七郎、本木雄二郎、石川长之助等日军，总共在3月下旬牡丹江宁安战斗死亡二十人左右，和我国部分记载的几千人大相径庭。我国部分新闻和学术表述津津乐道的日军指挥官天野，在此书南湖头战斗中根本没有涉及。

那么日本是不是对伤亡数字有所隐瞒？

经过仔细翻阅，发现里面有九一八事变当晚阵亡于沈阳北大营的日军新国六三、增子正男二人名单，这也和历史记录相吻合。也就是说，在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中的当夜，日军仅仅阵亡区区两人，在这本书中，日本也没有隐瞒这一数字。

本书也有阵亡于长春南岭的仓本茂等几十名日军的名单，日本也没有隐瞒这一数字。

本书也有阵亡于长春附近农安的佐藤久雄，日本也没有隐瞒这一数字。这也和以前的记载吻合。

难道日本刻意隐瞒、不让在南湖头打了胜仗的中国人庆功？

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也记录了中国抗战史学界了解不详细的伤亡情况。

比如1932年4月12日在哈尔滨附近的成高子（日方称为万德号和大嘎哈），日军列车脱轨，阵亡二十人左右。目前已经证实，这次袭击是赵尚志组织策划的。

在齐齐哈尔附近的乌诺头车站，二十六名日军遭到我军几百人包围，阵亡接近二十人，几乎全军覆没。

根据此书记载，在珠河的乌吉密，日军阵亡二十一人左右。

如果日军隐瞒伤亡数字，为何不隐瞒中国人不掌握的战斗情况，那岂不是中国人更无法为新的大捷欢呼？如果是日本隐瞒了南湖头的失利，而不隐瞒其他战斗，原因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日本真的那么惧怕南湖头的真相么？而1932年在整个东北的日军调动作战中，有几次超过三千人的规模？

中国的抗战研究和损失数字难以被同行认可，尤其不被国际上认可，值得我们反思。普京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讲话上看轻中国抗战，简直让我们汗颜。希望有关学者解决这一历史疑案，不要再继续迷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