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耄耋老人为抗日大捷五十年坚守十年艰辛探索研究

陈达报导：2014年12月9日，新华社吉林分社派记者（张颖、姜明明）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采访退休老人张克先生。82年前3月，牡丹江地区曾发生一系列抗日战斗。其中由黑龙江省原副省长李延禄率领的吉林国民救国军补充团，在镜泊湖南湖头墙缝和松乙沟重创入侵镜泊湖地区的日军天野旅团等日军，取得重大胜利。由于历史和人为的因素，这场抗日大战被埋没至今。张克先生50年前从李延禄回忆录中知晓此事，铭记在心，坚信不疑。本世纪初得知这一抗日大捷被人为地改成平常小仗，2005年在本地媒体上提出它是大战还是小仗，应搞清楚其真相的问题。从此开始艰辛的探索研究，不懈努力为之奔走呼吁。

1963年，在牡丹江从事新闻工作的张克先生，读到了时任黑龙江省的副省长李延禄的回忆录《疾风知劲草·抗联四军的童年》。李延禄在回忆中将他策划指挥的一系列战斗，称之为镜泊湖连环战。张克深为家乡有过这样一场抗日大战而高兴，并先后走访了五处战场，留下了深刻印象。20年后，他在北京见到了执笔写回忆录的老作家骆宾基，骆老给了他一本李延禄东北抗日斗争回忆录全书《过去的年代》，该书是1979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他读完全书，得知李延禄是奉党和国家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嘱托写作的回忆录，他更对镜泊湖连环战及1936年前李延禄率领的反日同盟军四军（即东北抗联四军）在吉东——牡丹江地区进行的抗日战斗深信不疑，并产生了写一部反映东北抗日斗争文学作品的念头。

又是20年过去。当他即将退休，想在治疗好眼疾后，根据回忆录写作电视连续剧，翻阅有关东北抗日斗争著述时，却大吃一惊。在由东北抗日斗争研究专家们编写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等书时，却发现有的对镜泊湖连环战只字不提，更多的是说镜泊湖连环战首战“墙缝”之战是一场小仗，日军仅仅伤亡120人，把这样一场抗日大战变成了一场小仗。这是他难以忍受的。于是，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他在当地媒体上提出了《墙缝战斗是大战还是小仗》问题，他本来是想向专家们请教的，但文章刊出不久，便遭到了猛烈的反击。不仅当地知道此战事的人士纷纷责问，某县县志的编写者写出《我所知道的墙缝战役》，公然指责他篡改了这个县的历史，更有甚者向他传话“准备上法庭”。张先生没有后退，他仍对这场大战坚信不疑，为此他决心要把大战的真相弄清楚。于是，开始了对镜泊湖连环战真相漫长而艰辛的探索之路。

但是，他轻“敌”了。他所要面对的是已成结论的镜泊湖连环战战史，面对的是颇有权威的东北抗日斗争研究专家和有关领导机关。十年艰辛探索，他写了近十万字的研究探讨文稿。但在省内公开刊物刊出的文章至今仅有三篇。由于种种原因，报刊的编辑们大多将他的文稿拒之门外。但中国毕竟不缺少有识之士。《黑龙江日报》编辑张艳丽，在2005年8月15日的《北国风》专刊上，以头题刊发了他介绍镜泊湖连环战的文稿；牡丹江八女英烈纪念馆负责人，请他做文史顾问，给馆员们讲历史，让他重点讲镜泊湖连环战等东北抗日斗争历史，组织青年人撰写有关抗日斗争战事和人物的文章；蒋义黄强毅然决策把镜泊湖连环战作为布展的重要内容，使该馆成为全国唯一宣传镜泊连环战的纪念馆； 2006年，牡丹江日报、牡丹江电视台组织连续报导，成为牡丹江新闻史上最大报导行动。2009年，他和黄强、蒋义经过反复研究、比较，认识到由共产党人李延禄、孟泾清、史忠恒等策划指挥的墙缝战斗，是中国共产党人打响的抗日第一枪，具有添补中国共产党党史的重大意义。近年来，在牡丹江市，“镜泊湖连环战”已算广为人知。但是，几年来他和他的忘年交学友们，经过分析研究写成文稿，有理有据地否定了篡改历史的三种版本，甚至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刊物《中国抗战》刊发了他们的文章……。多年来，张克先生没有放弃信念，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研究。2011年他终于找出了篡改中国抗战初期重要战史，将这场大战改变成小仗的“罪魁祸首”，即1933年出版的小册子《中国国民救国军血战史》。正是它为土匪出身的救国军副总指挥孔宪荣涂脂抹粉，极力贬低李延禄等共产党人把李延禄及补充团排斥吉东抗战之外战史。他们著文剖析此书，在黑龙江省史志办负责同志支持下，《黑龙江史志》刊发了此文。今年初以来，在不治眼疾困扰之下，在忘年学友黄强、陈达等人的帮助下，历经半年时间，一再修改补充，写出万余字的论文《中国抗日战争初期吉东战史公案》，明确指出：包括镜泊湖连环战至今没有结论、抗战初期东北吉东战史不清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的重大缺憾，上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12月3日，张克先生等人收到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有关部门的复信，信中说：接受老人的意见，在即将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史》中加一段肯定镜泊湖连环战及其重大意义的文字，而对墙缝之战日军伤亡数字，注明“李延禄本人回忆说歼敌千人以上”，虽然模棱两可，但基本肯定了镜泊湖连环战史实。

不久前，曾连续推出吉林省档案馆馆存日本侵华系列罪证的新华社吉林分社，为使这场埋没82年的抗日大战大白于天下，派记者到黑龙江东南地区战地采访，采访了张克老人与全国唯一展示镜泊湖连环战的牡丹江烈士纪念馆，并就这一中国抗日战争初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内参文稿。三月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打来电话，要老人撰写，提供介绍镜迫湖连环战的文章。 （陈达  袁宝）

镜泊湖连环战几个问题的辩证

张　克　　怡　民

去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笔者在六月间著文，提出了应该重视74年前发生在黑龙江省东南部——牡丹江地区的五次抗日战斗即镜泊湖连环战真相问题。此文受到中共牡丹江市委宣传部、市社联、市文联的重视。《今日牡丹江》、《牡丹江社会科学》、《牡丹江日报》刊发了我提出这一问题的文章，牡丹江电视台制作三集《发现之旅》节目播出。在市委召开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座谈会上，我就此作了发言。市委副书记王宝良与宣传部长唐家玮同志表态：要将此事列为今后我市抗日战争重点课题进行研究。在此期间，牡丹江日报派出记者深入镜泊湖南湖头进行采访，结合对有关史料的研究，进行了牡丹江日报前所未有的较大规模的连续报道，历时一月之久，影响很大。由于这一系列宣传活动，市民群众对镜泊湖连环战有所了解，反映说：今年的抗战胜利纪念活动很有实际内容，搞得有声有色。有的甚至说这在牡丹江是史无前例的，是一次成功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所以，尽管由于我提出了20年来已成定论的问题，使一些对此定论习惯者很不愉快，并因之受到冷遇、嘲讽甚至责难，我也就在所不惜了。

一年过去了，镜泊湖连环战的研究工作进展甚微，它的真实性仍未受到有力地证明，远未达到被中央与省的有关部门认定的程度。但市委领导对此事的重视、去年的一系列宣传活动，牡丹江日报两位青年记者的调查与报道，特别是高永新同志根据他几年前实地调查写出的长文（见《今日牡丹江》2006.3——4），都给我很大鼓舞。使我坚信：搞清镜泊湖连环战的真相是一重大而又光荣的历史使命，我辈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我当在有生之年，尽力而为。有鉴于此，试就镜泊湖连环战有关问题进行辩证，谈些意见。

一、     我与镜泊湖连环战的半生情结

今天，74年前牡丹江地区发生的镜泊湖连环战已为史家公认。但不要说四十年前，“文革”之后一段时间内，它仍未见诸东北抗联与我国抗战史料。其实，记载镜泊湖连战的李延禄回忆录《疾风知劲草》，早已在1963年的《黑龙江文艺》（《北方文学》前身）和《收获》上刊出，未引起研究抗联与抗战人士的注意。我生在牡丹江长在牡丹江，少年时代受到抗联斗争、抗联战士们可歌可泣英雄事迹与高尚精神的熏陶教育。记得13岁时参加反映抗联斗争的话剧《星星之火》的演出，老来唱起主题歌《革命人永远年轻》与《露营之歌》还会热泪盈眶。脑海里深深地印上了杨靖宇、李延禄、周保中、赵一曼、赵尚志、陈翰章、李兆麟、李升老人（著名抗联交通员，《星星之火》中人物）等抗联英雄们的崇高英雄形象，记住了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一生。四十年前，凡是能看到的有关抗联的文章、资料，我都要读，有的作了笔记。当看到已经残缺不全的草纸本《黑龙江文艺》上刊登的《疾风知劲草》，知道在我的故乡曾发生一场抗日大战时，十分激动，热血沸腾。李延禄、陈文起、史忠恒、李延平、李延青与补充团七百勇士、铁路工人游击队战士们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的事迹令我感动，更为这抗日大战发生在我的故乡而引以为荣……。不久，出差从哈市乘火车返牡，特意在高岺子车站西侧山下的冷山站下车，访问了当地的老乡。几位四五十岁的农民都说：三十年前高岺子山上鬼子军车翻了，铁路工人打死好多好多鬼子。第二天来了一群野狼，上山吃鬼子兵的尸体。后来又来了一群鬼子兵，是来收尸的，在村里烧杀抢掠……。从此，我对镜泊湖连环战深信不移。不久，省文联关秘书长来牡召集业余作者开座谈会。会下，我对他说写了抗联斗争的电影剧本一事。他说千万不要拿出来，免得惹事。因为当时中央对东北抗联态度不明确。确实，在文革之前，抗联是很少有人写、有人谈的。《疾风知劲草》在两种文艺刊物上刊出已属少见，但也因只在文学刊物上刊发而影响不大……。80年代我在牡丹江师范学院主办学报。1983年在北京参加学术研讨会期间，见到了李延禄回忆录的执笔者、东北籍著名作家骆宾基老先生，他送我一本《过去的年代》。这是李延禄关于东北抗日斗争的回忆录，《疾风知劲草》是其第一部分。书稿早在70年代写完，但由于东北抗联的特殊性与文革的缘故，拖至1979年才出版。读过李延禄回忆录的序言，才了解了他们写作的全部经过。尤其是1950年2月末毛泽东、周恩来在哈尔滨会见李延禄，毛泽东嘱他把东北抗联斗争写出来。两位领袖当面嘱咐非同小可，可见他是当作一种使命来写这部回忆录的。作为东北抗日斗争最早的领导者、抗联四军的创建者、包括镜泊湖连环战在内的许多抗日战斗的指挥者，一位为驱逐日寇光复祖国出生入死的抗联老英雄，写回忆录完全出于革命者的责任感、使命感。所以《过去的年代》是他的亲历、第一手材料，是信史，具有不可怀疑的真实性。

二、     镜泊湖连环战不同记载辩证之一

我之所以旧事重提，有两个原因。一是长时期以来，镜泊湖连环战这一重大抗日事件，始终未列入我国现代史（包括抗战史）。李延禄等共产党人领导指挥的这一系列抗日斗争，也未列入党史，令人感到遗憾。其二就是近20年来所接触到的有关史料（不包括此前未见过的1987年版《宁安县志》），虽然多数记载了这一抗日斗争，却与李延禄的回忆录出入很大。甚至由东北三省学者们编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北抗联斗争史》这样权威性著作，也说“墙缝之战”打死日军120人，镜泊湖连环战共打死日军600人。抗日军是与日本一支小部队上田支队作战。有的史料甚至说在“墙缝”打日军的不是李延禄和他率领的补充团（后来抗联四军的骨干部分），而是土匪出身的救国军副总指挥孔宪荣的“姚团”等等。总之，李延禄回忆录所记载的镜泊湖连环战的真实面目不清，已被歪曲的说法替代。所以我认为应还历史本来面目，正本清源，并给予它应有的评价与历史地位。

镜泊湖连环战未被史家认定并正式载入史册，与其后来——今日的不同说法的产生，初看来不可理解，其实事出有因。李延禄在《过去的年代》的序言中说：镜泊湖连环战大胜之后，曾给救国军总指挥王德林一万块大洋、要王给他招兵的吉林自卫军司令李杜，因打了大胜仗的补充团正是给他组建的部队，功劳自然是他的，遂派高参马某某到吉东地区调查战绩，双方争执不下。作为胜仗的指挥者李延禄自然不便说话。嫉恨李的副总指挥孔宪荣等提议不上报南京政府、不向外界公布战果，双方同意，遂使这一抗日大捷未公诸于世。当时兵慌马乱，群雄逐鹿。而吉东又地处偏僻，信息不畅，又远离报馆，战绩未传出去是完全可能的。然而也正是孔宪荣、王德林等人为给自己凃脂抹粉，不久后就散布了一些不实之辞。例如巴黎华文《救国时报》说救国军在“墙缝”歼敌十万，夸大得十分荒唐。而1933年李延禄率补充团脱离救国军成为我党抗日武装之后，一本抗日义勇军司令部编写的小册子《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公开说此战是孔宪荣的姚团打的，与李延禄和补充团无任何关系，功劳记在土匪出身的孔宪荣帐上了。这个小册子是最早说墙缝战斗的，也是最早歪曲事实的。

镜泊胡连环战当时没有公诸于世，也影响此后几十年不见诸正史。文革前且不说，文革后的有关史料多也不载。最早记载抗联斗争的《近代东北人民革命斗争史》（198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仅说到李延禄奉东满党组织之命到救国军中工作，在攻克敦化、额穆、蛟河三县城后，转战镜泊湖及宁安、汪清、东宁等地，予敌重创。吉林救国军在吉东延吉举旗抗日，取得如此重大胜利，如有公报，吉林的史家学者们著书岂能漏掉？

此后，相继出版的一些有关抗联史料，纷纷记载了“墙缝”等镜泊湖连环战的抗日战斗，但分岐——对这些战斗的不同记载也纷纷出现了。镜泊湖连环战前三次战斗的发生地均在宁安市。1987年出版的《宁安县志》记载：“1932年3月19日，日军600余人，乘100辆大车由敦化向镜泊湖进犯……李延禄一声令下，手榴弹像暴雨似的从山崖倾泻而下……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共消灭日军70多人”。《牡丹江抗日风云录》与《中共黑龙江党史大文记》等书均采用《宁安县志》的记载，说日军上田支队600人“排了一里多的长队”，被李延禄和补充团战士用手榴弹炸死七八十人。《牡丹江抗日十四年》（见牡丹江晨报2005.8.15C4）第一段“墙缝战斗”，与上述记录无大差别，但战斗时间由《宁安县志》上的两个小时变成了10小时。第二段“伏击天野残部”里却改说抗日救国军在“墙缝”伏击的是日军大部队天野旅团，“天野残余部队狼狈逃往东京城……”自相矛盾。但与同省、同一地区的前述二处记载不同。1987年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与东北三省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由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等等，没有采用黑龙江省几种史料的记载，日军由上田支队变成了“上田支队与伪军2000人”，“交战数小时，日军小川松本大尉以下120人毙命”，后者多了一句“伪军一个营带械投降”。

前年，在纪念抗战胜利60年前夕，北京出版了两部写抗联的新著。一本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再版《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之一的《东北抗联苦战纪实》作者是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另一部是国防大学《抗日战争历史纪实丛书》之一的《东北抗日联军抗战纪实》。前者近40万字，后者近70万字，都可说是迄今为止写抗联斗争的鸿篇巨制。主编、著者和出版者也都很有权威性的，前者的责任审读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佟英明。可见，这两部著作是很有份量的。前书用四五千字，后者用上万字写镜泊湖连环战，这是以往抗联史料中没有过的。但在打日军什么部队与战绩等方面却大有不同。前者说日军独立守备司令森连中将“集结日军上田支队和部分伪军共两千人”。日军第十五旅团（天野旅团）由哈尔滨沿中东铁路东进，占领海林、宁安，“自北向南进攻镜泊湖地区，两股敌人号称‘万人大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妄图在宁安境内一举消灭救国军。”显然是采用了《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的说法。战斗的过程基本上是《过去的年代》的略写。战果是“我军大胜，日军小川松本大尉以下一百二十余名斃命，二百多日军负伤”，在松乙沟是“日寇丢下一百多具尸体”，在关家小铺“毙敌百余人”，上田部队在高岺子又遭打击，“这路出发时总兵力为二千人的日军，已剩下不足百人。”后书也是根据《过去的年代》较详细地写了镜泊湖连环战五仗的过程。它先说森连“编成上田支队”，未说有多少兵力。“3月20日凌晨，陈文起将上田支队千余人，连同后面的辎重部队，全部引进了‘墙缝’伏击阵地。”看来上田支队是千余人。激战2小时，也是“毙敌小川大尉以下120人”。出人意料的是，作者写完“墙缝”后突然写道：“日军天野部队于3月20日在南湖头的‘墙缝’战斗中受挫后”——上田支队突然变成天野部队了，后边又“再说受到惨重打击的天野部队……走了三天才进入松乙沟”，“天野暗喜”、“当天野所率的3000残兵全部进入……伏击圈之后”。火烧松乙沟“烧死、烧伤日军数百人”。这些记载不仅与前书矛盾，自相矛盾也是十分明显的。但二书还都肯定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仅“墙缝”一战，救国军缴获枪支二千余枝，若干“枪支残件”修复后装备了救国军第二补充团。《苦战纪实》一书甚至说：“救国军部队一仗得了三千多支枪，军威大震。”（朱秀海用错了，字震应为振）两千敌军才死了一百二十人，伤百人，何以丢了三千多支枪？这明显的纰漏不也说明来犯之敌是日军大部队，不仅不是600人，也不是2000人。除非它是专门运送枪支弹药的日军运输队，但无这样的记载，可见来犯之敌是日军大的战斗部队。

三、     镜泊湖连环战不同记载辩证之二

有关抗日联军的史料，绝大多数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之后出版的。在“墙缝”救国军打日军什么部队、打死多少日军的记载，与李延禄《过去的年代》不一致、出入悬殊的，只有两个版本：一是打600人的上田支队，日军被打死七八十人，镜泊湖连环战五仗打死日军500—600人；其二是上田支队与伪军共二千余人，被打死120人，伤百人。后一版本今天看来是出自70多年前的小册子《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即否认李延禄与补充团，说是孔宪荣的姚团打的。那么上田支队600人与打死70多日军的说法从何而来呢？笔者过去没有查找，在十数种史料上也未见到。但去年牡丹江日报的连续报道与晨报上的《我所知道的墙缝战斗》，却提供了重要信息：较早如此记载的是1987年出版的《宁安县志》。

笔者先说明一点：直到今天也没有看到1987年的《宁安县志》，自然去年夏天之前也就不知《宁安县志》上有此记载。这是我们孤漏寡闻所致，也是提出此文的小文未提及《宁安县志》及其说法的缘故。至于晨报上这篇长文作者30年的研究成果——多少篇“论文”，我也无缘拜读。所以，包括笔者之一的小文有幸不加引号的变成该文第一部分内容在内，“说《宁安县志》搞错了，要改写历史”的光荣，恕我们诚惶诚恐，不敢接受。我们提出这一问题，是针对与《过去的年代》中的有关镜泊湖连环战不相符的记载说的。说要改《宁安县志》这方面的记载、还其本来面目也未尝不可。况且《宁安县志》上的这一记载也未必就是历史。退一步讲，假如镜泊湖连环战真的就是一场抗日大捷，难道对宁安市、宁安人民有害？是故，对这一重要抗日事件是必须探讨——研究下去的。（这更应是宁安市的党政领导、宣传与文史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今天我们先对《宁安县志》有关记载与此文的内容，谈点初步想到不成熟意见。

原《宁安县志》编写人员在“墙缝”战斗时首先遇到的问题，也是关心与接触过此事件的人都会想到的。即“著名的抗日战争史上的平型关大捷中，上万人的正规八路军才消灭日军1000多人，并且自己伤亡很大。”这说明县志编写人员看到过李延禄的回忆录，也是几年后仍然坚持己见并指责“有人误传”“墙缝战绩”的重要依据。平型关大战一向被称之我国首次抗战大捷。虽然八路军115师并非万人参战，但也是以多胜少的伏击战，而非以少胜多的战例。“墙缝战斗”可与之相比的仅有一点：伏击与奇袭。《宁安县志》的编写者不会不知道古今中外有许多许多打伏击、打奇袭即出奇制胜并且是以少胜多的战例。李延禄率领七百勇士在墙缝伏击数千日寇骄兵，而且有写入《宁安县志》“像暴雨似的倾泻而下”的那么多杀伤力很强的手榴弹（救国军军火库全部手榴弹），怎么就不可能大量杀伤日寇？为了说明李延禄回忆录中“墙缝战斗”战绩不实，这位县志人员写了他们“上世纪80年代初”访问李延禄、李范五、李荆璞的情况。说李延禄自己说“5次战斗打死日军几百人”，李范五与李荆璞“知道墙缝战斗”，在延安也听李延禄讲过 “打死日军天野旅团多人” 。后边还提出：“李延禄在写《东北抗联四军介绍》中为什么没有写墙缝战斗，以及“《抗联第四军组织史》中墙缝战斗也是打上田支队70多人，李是认可的”，等等。这里首先应指出的是，三李说的墙缝歼敌全是大致的数字。其二，李荆璞、李范五都没有参加1932年3月的墙缝等战斗。但一则他们在延安就听李延禄说打天野，这说明他并没记错，是打天野部队，始终如一；二则李延禄回忆录《疾风知劲草》1963年、1964年问世，甚至1979年《过去的年代》出版，他们都健在。李范五当黑龙江省省长时李延禄是副省长，他们为什么对李延禄“夸大战功”不置一词？更为重要的是：早在60年前，平型关大捷已是我党抗日第一大捷，李延禄有多大胆量敢夸大墙缝战绩，林彪及115师的将领们岂能听之任之？1950年2月末在哈尔滨毛泽东、周恩来为什么不批评他夸大战功，反而要他写出来？还有两个细节十分重要。其一是李延禄于1985年去世，享年90岁。如果《宁安县志》人员在1985年之前去北京访问他，他已是临近死亡的老人，神志还清醒吗？还记得清60年前事情的具体数字吗？至于说到李延禄写的《东北抗联四军介绍》，去年宁安市编辑出版的《革命老区宁安》一书收其“节录”内中通篇都是第三人称“李延禄”、“李司令延禄”、“李延禄司令”，世上写文章著书者有这样称呼自己的吗？是他自己写的吗？内中没有写墙缝等五战的缘故不也很清楚吗？李延禄会把镜泊湖连环战忘得一干二净而一字不提吗？1988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龚惠等人编写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时，李已去世三年，他是不会看到书稿的，更不会为之写序言。可见，不是李延禄自己随意编造，自己前矛后盾。而是某些专家学者硬拉他这杆旗作虎皮，才造出这些麻烦。一些人又粗心大意，信以为真，随意引用，于是便以讹传讹了。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宁安县志》里说墙缝、松乙沟、东京城等战斗，李延禄率领救国军打日军上田支队600人，日军在墙缝被打死70多人的记载是怎么被认定的。该文介绍说他们——县志编写人员在湖西村与复兴屯“调查和访问当年参加战斗的老人和当事人”，“据曾经拉过枪的车夫讲，是上田支队，有六七百人，主要是拉枪支。有200多辆大车……”不清楚这位县志编写者所说的“当年参加战斗的老人和当事人”是个什么概念，更不知他们姓甚名谁，上世纪80年代初要找这样的见证人已不容易。只有一个车夫告诉他们来敌是上田支队，看来这位车夫不是当地人也无名无姓。一个目不识丁的车夫居然知日军保密番号，可信吗？但对这位比李延禄还熟知军情的车夫的话，调查人员绝对地相信、并把他的话写进《宁安县志》成为“定论”，成为历史，让全县几十万人及其后代信以为真，岂不太过轻率？同样是在当地调查，高永新同志、牡报的两位记者和笔者都见到过东大泡子村老支书63岁的李宗福，十多年前他就是村干部。他与当年为救国军搞侦察，参加过墙缝战斗的猎人李长发十分熟悉，多少次听李长发讲墙缝大战。他和当地农民都说在墙缝打的是日寇大部队天野，有数千人，被打死几千人。因为李宗福与村里党员们不同意县乡两级政府在墙缝山下立的纪念碑上“上田万人大军”、“打死日军70多人”的说法，用全村党员的党费在山上重立一碑。是那位不知名的“当事人”车夫的话，还是李长发、李宗福与许多当地百姓的说法可信，应该是十分清楚的。而且，日军“上田支队六七百人”在县志上变成了600人，是“乘100辆大车向镜泊湖进犯”的，不是“200多辆大车，主要是拉枪支”了。数字为什么随意伸缩且不说，在中国，凡是见过日军部队的老年人都知道其军纪很严，其行军是成四列或六列纵队。网房店距墙缝也不过二三十里，不是狼狈败退也不是奔袭追击，岂能乘坐百余辆大车如同去镜泊湖旅游似的风光逍遥！行军如此，上田支队在墙缝山下怎样作战呢？县志上说“日军排成一里多的长队”。两个日兵间距1米，600人恰好排成600米——一华里多长。日军作战是排成这样可笑的队形吗？这样的排列能作战吗？但也正因单兵间距大、空档大，“手榴弹暴雨似的倾泻而下”、“激战二小时”，日军才只被炸死70多人——手榴弹多在空档处爆炸，多数是白扔了，炸不着日本鬼子么。是这位上田中佐的神奇战术也好，是县志人员的创造也好，它都应是中外战史上的“奇迹”！更为重要的是，县志人员们总算为那位车夫是“上田支队600人，被打死70多人”的说法找到最完满的解释，于是写入《宁安县志》。由于人云已云习惯的作用，一些抗联史料纷纷采用，遂成“墙缝战斗”的“历史”。

与之相关的还有墙缝战斗时间多长的问题。李延禄回忆录说的10小时，高永新同志与笔者、牡丹江日报记者在战地听到李宗福和老乡们的说法是“从天不亮打到天黑”，《牡丹江抗日十四军》也说是10小时，基本相符。而《宁安县志》却记为“激战二小时”。为什么会相差4倍之多？县志的调查人员在当地不会没有听到“从天不亮打到天黑”的说法。因为这是许多当地人听他们前辈讲的是众口一词的。联系到县志编写者指责李宗福关于墙缝战斗后，山下、牡丹江江边“血没脚面子”的说法，甚至不顾事实说“并不像书中说的那样，下面是没有融化完的冰雪”，今天的宁安阳历3月地面、江上、湖上大开化吗？否定许许多多人的记忆全是为了说明只打死了70多个日本兵，至于能否说得通也就顾不得了。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即打死多少日军与救国军缴获多少枪支关系很大。在当时条件下，李延禄也好救国军也好，其他什么人也好，想要得到日军负伤与被打死的准确人数，是难以办到的。李延禄是根据缴获枪支数量推断战果的。一人一枪，好枪坏枪3500支，歼敌数量也差不多。《宁安县志》为什么不写缴获枪支？他们的理由是：当地老人看到战后救国撤走了，没有搜索战场，于是认定没有缴获枪支。战胜之军，又非常缺少枪支，不搜索战场，弃武器不要，可信吗？违反常理。又说“我们到战场去看，把炸坏的枪支和炸坏的铁车都堆到一起烧……打死鬼子3600人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不清楚是说当地人去看还是县志人员去看了，后者去看已晚了50年。前者——70年前的当地人，又怎么会知道李延禄30年后要在回忆录中写打死鬼子3600人？另一个重要情况：日军在激战后的夜晚烧尸。《过去的年代》里记述了日军焚尸的情景。《宁安县志》没有写，这位县志人员在介绍调查的长文中写了。复兴村与墙缝只隔一条牡丹江，不过三四里，晴天里彼此可看得一清二楚。文中说老人们“听到墙缝的枪声，又看到飞机扔炸弹炸阵地。下午（晚上）看到阵地上着了火有几十堆，夜间就像条火龙，认为是烧鬼子的尸体。”县志人员如实写出了复兴老人们所见，是一场大战；敌人烧尸有几十堆火，说明鬼子死亡很多。这与李延禄回忆录记载一致。而湖西屯的老人们说村里曾有被抓去焚尸的，鬼子尸体堆了三堆，有六七十人，与炸坏的几十大车枪支、炸死的马等一起点着烧了。日军完全可能在不同地段焚尸。湖西老人听其前辈人所见仅一处六七十鬼子尸体，却有几十大车炸坏的枪支，也足可见死鬼子之多。不承认据所获枪支推算的3600人，也绝不会仅有70多日军被打死——几十大车枪支是多少，这么多持枪鬼子兵哪里去了，事情不是很清楚的吗？写县志也是写历史，弃重要事实于不顾，自以为是的避重就轻，写出来的会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吗？到底是谁在“改写历史”？

因为关系到“墙缝之战”是大仗还是小仗，日军被大量杀伤还是只被打死70多人，日军天野旅团的行踪去向至关重要。小文曾提到它在牡丹江地区神秘蒸发了。县志人员列举几十种史料证明天野旅团不是此种结局，但读后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这些史料全无天野旅团受重创、被大量杀伤的记载，解不开天野旅团从镜泊湖连环战后消失之谜，等于所问非所答。但也正是宁安县的1959年《关家小铺战斗简况》一文，说天野部队连同上田残部，逃到宁安时仅剩400人。6000余日军的天野旅团只剩400人，县志人员不会没看到过本县的这一十分重要史料，不应避而不谈。难道也没看到过数种文章与书籍，引用了自己县里搞出来的这一珍贵史料？

自然，这些关乎镜泊湖连环战重大意义的问题，是很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但探讨问题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前提。（2006年春至夏，《牡丹江社会科学》、收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历史风采录〉）

新发现侵华日军史料及其对

东北抗日斗争史的补正

张克  阎强  蒋义  黄强

[提要]　八十年前发生在黑龙江东南地区（时称吉东）的镜泊湖墙缝伏击战，虽是原东北抗联四军创始人、黑龙江省副省长李延禄亲自指挥的抗日大战，在中国抗战史和中共党史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因历史原因埋没三十年，近二十年数种东北抗日斗争史始终未能复原事件，或张冠李戴，或自相矛盾。2011年秋发现的日军入侵镜泊湖地区史料《镜泊湖畔日军上田支队战斗》则可对这些不同记载作以补正，其史料价值十分重要。

[关键词]　李延禄　镜泊湖墙缝伏击战　《镜泊湖畔日军上田支队战斗》　　

2011年8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八女英烈与抗日斗争纪念馆在布展时，发现了一册侵华日军1934年的《满洲事变大画谱》，内中共有16幅日军战地速写画。这一册速写画是“日本陆军省翼赞、参谋本部所藏”。全画谱均为日军陆军步兵中佐今村嘉吉所画，画面日文解说的是作者是日军山中峰太郎少佐，二人应是日军战地记者，可见这是日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实录。十六幅战地速写画，首幅就是1931年9月18日夜间，日军独立守备队川岛中队袭击东北军北大营，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场景。并且有日军入侵上海（即1932年1月28日沪松抗战期间）各地三幅，侵占辽宁、吉林各地十幅。另外五幅画是记录日军入侵今天黑龙江省的，其中有三幅是入侵黑龙江省西部：1931年11月5日天野旅团滨本联队进攻马占山东北军的大兴战斗、石川炮兵中队为进攻马占山部的嫩江渡河战斗、大岛联队——第四联队的齐齐哈尔昂溪战斗；日军入侵东部地区的两幅——上田大队的镜泊湖战斗、第十联队小坂小队与民间抗日武装红枪会的乌吉密战斗（即今尚志市滨绥铁路线上的乌吉密）。该画谱出版于1934年（日本昭和九年）。作画的时间虽未注明，但由于是战地速写，肯定是在发生战斗后不久。而且每幅都配有日文解说，对战事记录详尽，十分难得。由于出自当时的随军日本军官之手，又是战斗记录性质的图文，日本陆军省与日本参谋总部十分重视，可信度很高。

其中第13幅《镜泊湖畔上田大队（独立守备队第六大队）战斗》，配有日文文字说明，标题为《击退匪贼的奇袭---镜泊湖上田大队的战斗》。因为是日军入侵吉林东部即今日黑龙江省东南镜泊湖地区的原始材料，与1932年3月的重大抗日斗争事件镜泊湖连环战的两场战斗一一墙缝伏击战、火烧松乙沟发生在同一地区，因而具有特殊见证与修正价值，故对日文画面解说翻译如下：

击退匪贼的奇袭

——镜泊湖畔上田大队（独立守备步兵第六大队）的战斗

上海事变的战云由于皇军的威武一扫而散。可是在满洲的大群小群的匪贼还在各方高举反旗，特别是在吉林省东部和北部的治安还极其混乱。

为此，我独立守备步兵第六大队，在昭和七年（1932年）三月，向吉林省东部的敦化、宁安方面进行远方的讨伐战。此时高野大尉率领的第四中队和机枪队、步兵炮队、无线电信小队、后勤等诸队，共同向吉林东方约二百公里的镜泊湖畔向北前进了。

三月二十一日，进入春天的北满田野还被严寒封闭着。湖和河川也还在冰冻着。第四中队在冰冻的河上排成长长的纵队，连同车轱辘的声响在春寒中接续前进。

必须尽快地在短时间内，追上向远前方行进的大队主力。

河东的广阔的田地还在冻着，西面的高地上的森林连续着。这是保持着千古原样的原始森林。一望无际的荒凉，四面八方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纵队移动着行走，完全是孤立的前进。

午后二时，突然从西侧的高地上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急射的子弹从河冰上弹回，叭拉叭拉地从横向袭击我纵队。

这是匪贼的奇袭。

前后长长的我纵队，被从侧面而且是从高地上方往下射击，完全陷入苦境。

队形的不剩，兵力的劣势，地形的苦难，在这一瞬间的时候，指挥官高野大尉立即下了决心：攻击！除此而外没有解救目前的途径。

对日军来说，防御是最后的手段。

犹豫不决是指挥官最忌讳的。高野大尉从高地上方来到的判断，一瞬间向我纵队下达了攻击的命令。

在冰冻的河面上一直向左，各队展开了战斗的队形。这场战斗开始的一瞬间的情景极其悲壮。

军马卸下炮车立刻向后方跑去，炮车转过来向左不停机和射击号令同时射击了第一发炮弹。

眼前的画面是步兵曲射炮，其次是山炮，现在敌人正在遭受第一发炮弹的轰击。几分钟后曲射炮队把敌人的火力全压下去了。

炮车那边的机枪也开始快速地猛烈地射击，向那方向前进的步兵是先到的纵队前头的第一小队。

果断的指挥官决心、机敏的各队协同一致、旺盛的攻击精神，这一切平时的训练在这次战斗中体现了他的效果。

兵力的劣势，地形的不利，毫不影响我勇敢战斗的意志。从侧面奇袭我军优势的敌人，从下方被我包抄。这正是我平时训练的结果。

约五百名敌人距我五六百米受到我方猛烈射击而开始动摇。从这方面机枪和炮兵掩护我步兵小队从左和右包抄着从斜面上去。

现在战场形势在我支配之下，连通信班也参加了战斗，向山上的敌人从三方面开始进击。

从所有角度来看，兵力、地形其他一切都不利的这次战斗，终于在两小时后，击退了敌人，在山上高唱凯歌。可是伤亡32人，把他们放在后勤车上，高野大尉又继续前进了。

这是目前我们仅能看到的日军入侵黑龙江东南地区的原始资料。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第二年，三月中旬，关东军发动了对在吉东镜泊湖地区抗日武装的进攻。共产党人李延禄率领吉林抗日救国军补充团，在牡丹江流入镜泊湖的大河口地区伏击日寇天野旅团，使之受到重创，即著名的墙缝（战斗）大战。后来，抗日武装又进行了一系列战斗，李延禄在他的抗日斗争回忆录《过去的年代》中称其为镜泊湖连环战。82年过去，时至今日，各种东北抗日斗争史对这一重大抗日斗争事件记载不同，莫衷一是，甚至在同一书中张冠李戴、自相矛盾。这一同时期的日军入侵镜泊湖地区史料被发现，无疑是应该十分重视的。

80年前在黑龙江省东南牡丹江地区发生的镜泊湖连环战，是继中国人民打响抗日第一枪的江桥抗战仅4个月之后的一系列抗日战斗，已为东北抗日斗争史与东北党史界认可，逐渐为人所知。镜泊湖连环战最早见于1962年的《黑龙江文艺》和大型文学刊物《收获》，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的创始人李延禄的回忆录第一部分《疾风知劲草》。1979年出版全部回忆录，书名为《过去年代》。文革后才见有文章谈到镜泊湖连环战。这本来是我国最早的抗日斗争，仅从战斗次数和规模上来讲也应是一大史事。然而近30年来，记载这一抗日斗争事件的文字却与李延禄的回忆录出入很大。例如由东北三省学者们编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北抗联斗争史》这样权威性著作，写到镜泊湖连环战首战“墙缝之战”，说抗日军是与“日军上田支队和伪军2000人”作战。“交战数小时，日军小川松本大尉以下120人毙命，伪军一个营带械投降”，镜泊湖连环战共打死日军600人。有的史料甚至说在“墙缝”打日军的不是李延禄和他率领的补充团（后来抗联四军的骨干部分），而是土匪出身的救国军副总指挥孔宪荣的“姚团”。镜泊湖连环战前三次战斗的发生地均在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1987年出版的《宁安县志》记载：“1932年3月19日，日军600余人，乘100辆大车由敦化向镜泊湖进犯……李延禄一声令下，手榴弹像暴雨似的从山崖倾泻而下……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共消灭日军70多人”。《牡丹江抗日风云录》与《中共黑龙江党史大事记》等书均采用《宁安县志》的记载，说日军上田支队600人“排了一里多的长队”，被李延禄和补充团战士用手榴弹炸死七八十人。《牡丹江抗日十四年》（见牡丹江晨报2005.8.15）第一段“墙缝战斗”，与上述记录无大差别，但战斗时间由《宁安县志》上的两个小时变成了10小时。第二段“伏击天野残部”里，又改说抗日救国军在“墙缝”伏击的是日军大部队天野旅团，“天野残余部队狼狈逃往东京城……”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等，没有采用黑龙江省几种史料的记载，只是日军由上田支队变成了“上田支队与伪军2000人”，“交战数小时，日军小川松本大尉以下120人毙命”，后者多了一句“伪军一个营带械投降”。在纪念抗战胜利60年前夕，北京出版了两部写东北抗日斗争的新著。一本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再版的《东北抗联苦战纪实》，另一本是国防大学《抗日战争历史纪实丛书》之一的《东北抗日联军抗战纪实》。前者近40万字，后者近70万字，都可说是迄今为止写东北抗联斗争的鸿篇巨制。主编、著者和出版者也都很有权威性，前者的责任审读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佟英明。可见，这两部著作是很有份量的。前书用四五千字，后者用上万字写镜泊湖连环战，这是以往抗联史著中没有过的。但在打日军什么部队与战绩等方面却大有不同。前者说日军独立守备司令森连中将 “集结日军上田支队和部分伪军共两千人”，日军第十五旅团（天野旅团）由哈尔滨沿中东铁路东进，占领海林、宁安，“自北向南进攻镜泊湖地区，两股敌人号称‘万人大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妄图在宁安境内一举消灭救国军。”显然是采用了《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的说法。战斗的过程基本上是《过去的年代》的略写。战果是“我军大胜，日军小川松本大尉以下一百二十余名毙命，二百多日军负伤”；在松乙沟是“日寇丢下一百多具尸体”，在关家小铺“毙敌百余人”，上田部队在高岭子又遭打击，“这路出发时总兵力为二千人的日军，已剩下不足百人”。后书也是根据《过去的年代》较详细地写了镜泊湖连环战五仗的过程。它先说森连“编成上田支队”，未说有多少兵力。出人意料的是，作者写完“墙缝战斗”后突然写道：“日军天野部队于3月20日在南湖头的‘墙缝’战斗中受挫后”——上田支队变成天野部队了。后边又“再说受到惨重打击的天野部队……走了三天才进入松乙沟”，“天野暗喜”、“当天野所率的3000残兵全部进入……伏击圈之后”，火烧松乙沟“烧死、烧伤日军数百人”。这些记载与前书矛盾，但二书还都肯定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仅“墙缝”一战，救国军缴获枪支二千余枝，若干“枪支残件”修复后装备了救国军第二补充团。《苦战纪实》一书甚至说：“救国军部队一仗得了三千多支枪，军威大震。”肯定了日军天野部受到重创，但又说两千敌军才死了一百二十人，伤百人，并且又扔掉三千多支枪。这明显的纰漏，不也说明来犯之敌是日军大部队，不仅不是600人，也不是2000人，除非它是专门运送枪支弹药的日军运输队。但此时镜泊湖以北无日军一兵一卒，也无伪军，运枪支弹药给谁？由于2005年黑龙江省年过六旬的老人张克先生提出镜泊湖连环战的真相问题，并与徐德全等人对此事进行探讨研究，有关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和网上传播，近年关注镜泊湖连环战者多了起来。但对1932年3月日军入侵黑龙江东南地区，抗日武装与日寇战斗的记载混乱，自相矛盾，违背事实，甚至不合常理的记载，始终没有得到修正，以至影响镜泊湖连环战在我国抗战史上的定位问题。其关键在于除李延禄的回忆录《过去的年代》之外，始终没有发现有关的原始材料。

新发现的日军《镜泊湖畔上田大队（独立守备队第六大队）战斗》可以说明几个方面的史事：

首先，从这份日军的战地速写画和文字解说上看，日军上田支队的确入侵了镜泊湖地区今属黑龙江省宁安市，并遭遇“支那军”—抗日武装伏击，发生了战斗。虽然它只是日军上田支队的一个中队，不是上田支队全部，但画题和文字解说都明确标明是

《镜泊湖畔上田大队（独立守备步兵第六大队）的战斗》。如果有另一场上田大队的战斗，日本人岂能漏掉？可见高野大尉中队的战斗就是各种抗日斗争史书、文章中所说的上田支队“墙缝战斗”，并非《宁安县志》等书中说的”来了上田支队六百人”，日本人更没有说这支上田部队从属日军主力天野旅团；

其二，日军画册上记录的与“支那军”发生战斗时间是3月21日。这和李延禄回忆录记载的墙缝战斗发生时间3月13日，一前一后，墙缝大战在前，此战在后，差了七天。显然，高野大尉指挥的这支上田支队的中队，虽然看起来也是在镜泊湖南河口一带遭遇抗日武装伏击，却此战非彼战，不是同一场战斗。显然这支上田支队是在天野旅团遭伏击一周之后，才到达镜泊湖地区的。各种史著把上田支队的镜泊湖战斗与镜泊湖连环战的首战墙缝大战混为一谈了；

第三，从这份日军史料上看，战斗从下午2时开始，只进行了两小时，而不是日军与李延禄补充团 “从天不亮打到天黑”，战斗进行了六七个小时。更没有说日军“600人在山下排成一里多长”，向山上抗日武装射击，遭到抗日武装从“墙缝山上”投下“像暴雨般”的无数手榴弹的攻击，日军才伤亡70人。此说法是该县调查人员听当地一赶车人所讲，不辩是否合情合理，信以为真。至于“暴雨般的”无数手榴弹大多是废品吧，不然为什么杀伤力如此之差！（但李延禄的墙缝战斗，却真的是补充团700勇士投掷了救国军全部库存的手榴弹，才大量地杀伤日寇）；

第四，几种版本的上田支队镜泊湖墙缝战斗，都说到日军被当地猎人陈文起引入救国军补充团伏击阵地的。而此画的文字解说中，却无一字说有“支那人”向导引他们误入伏击阵地。可见，诸种上田支队的镜泊湖战斗的编造者，看到过李延禄的回忆录，知道确实有位镜泊湖猎人陈文起及其英雄事迹，被他们“嫁接”过来；

最后，日军这份史料说了实话：一个连队伤亡32人，并不算少。既不是《宁安县志》制造的日军伤亡七十人，也不是另几种史料中所说的伤亡120人还有伪军一个营反正等等，这更证明此战与重创日寇的李延禄救国军补充团墙缝大战不是一回事。

自然，画谱中没有日军天野旅团在镜泊湖地区战斗的画面，其原因也并非不可想见：上田支队镜泊湖战斗仅伤亡32人这样小的损失，对“皇军”并非不光彩。而李延禄在回忆录中所说获得好枪两千支，坏枪一千五百支，日军遭到重创，这样大的不光彩，除非是第三者，是万万不会自己如此“宣传”的。从1931年11月在嫩江江桥遭到马占山部阻击，到1932“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及1937年平型关战斗等，日军方面都对自己的损失避而不谈。

该画谱有滨本大队嫩江大兴战斗，该部队就隶属天野旅团（日军第二师团第十五旅团）。天野旅团是日军侵略东北的急先锋。如果说，日军关东军司令部不会蠢到只调来600人的上田支队，到吉东地区“围剿”已有两三万之众的救国军，而是调天野旅团的一两个联队（团级）及其他日军向吉东地区进攻才是合情合理的。有几种东北抗日斗争史说天野旅团是从哈尔滨向东进攻吉林救国军，首先是作者们不明吉东地区地理情况，要从哈尔滨打到吉林救国军当时所在的镜泊湖地区，两地相距千里，除非飞渡黑龙江省中东部的张广才岭。而且哈尔滨东部张广才岭以西，当时并非日军天下。要天野部东下，必须一地一地的攻占，何年何月才能达到镜泊湖南湖头，让它与远在吉东镜泊湖地区的上田支队南北夹攻救国军，岂非天方夜谭！日军发起向哈尔滨以东地区进攻，是镜泊湖连环战结束之后的1932年4月份的事情。该画谱恰巧有一幅日军小坂小队的乌吉密河战斗，这一支日军隶属步兵第十联队，与天野旅团无关。进攻哈东和牡丹江地区的主力是日军第38旅团（依田旅团）。四五月间牡丹江地区的各抗日武装联合向哈尔滨进攻，由刘万奎率领的西路军就是在一面坡被这支日军打垮的，不得不后退到牡丹江东岸铁岭河一带，搞了一个所谓的“牡丹江保卫战”（当时的牡丹江只是中东铁路上一个小站，三两个小村落，何须保卫）。如果天野部队3月份已从哈尔滨东下，占领了中东路各地，日方何必再派依田旅团重来，损兵折将。

总之，这份80多年前的日军史料，可以用作各种东北抗日斗争史与文章改正日军上田支队墙缝战斗的不实之词。而李延禄救国军补充团重创天野旅团这一重大事件确凿无疑，不仅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张克先生等人的一家之言。他们最有力的证据除李延禄的回忆录《过去的年代》，还有五年前就已经查到的东北抗联2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早在1962年《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概述》一文中介绍东北抗日斗争主要战斗时，明确写到东北抗联第四军（前身即李延禄率领的救国军补充团）“伏击（日寇）天野部队”。周保中是镜泊湖连环战结束不久来到吉东—牡丹江地区的，并且是经李延禄引荐进入救国军的。他一定会了解镜泊湖连环战，只因为这是概述性文字，所以才做如此简略介绍。近年来还发现修来荣所著《陈龙传》中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坂垣参谋长，得知天野旅团在吉东受挫的消息后，急电上田支队和万目支队，星夜兼程扑向吉东。”（陈龙即东北抗日斗争初期在宁安地区战斗的刘汉兴，后到延安为毛泽东的卫士，解放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198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一书，也说镜泊湖连环战首战—墙缝战斗消灭日寇三千人；1991年由东北史著名学者王承礼先生主编的《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一书，曾指出镜泊湖连环战是抗日大捷，说 “日军第二师团天野少将率三千名精锐部队……向救国军扑来。”王承礼先生是东北著名文史学者，是有权威性的。

显然，镜泊湖连环战首战确实是一次大战，重创日寇了。只因为一些东北抗日斗争史的作者们对此有所“怕”：怕读者们不相信七八十年前的民众武装会创造如此战绩，才避而不说李延禄墙缝战斗重创日军天野部。其实，他们和广大读者不会不知道，中外历史上有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袭战、伏击战战例。而李延禄率领的救国军补充团七百勇士，是隐蔽在镜泊湖南湖头河口小西岭火山爆发后形成的巨大马面石、牛头石后面。打响突袭战后六七个小时里向山下不断涌来的敌群投掷无数手榴弹（补充团在战前运来了救国军库存的全部手榴弹，这是此战获大胜的关键性条件），为什么就不会大量杀伤敌军？最近，找到一位年近90岁的镜泊湖南湖头当地人程广恕老先生，日寇入侵镜泊湖湖南地区时他已10岁。他不仅向采访者说遇到一支200人的日军在这里与抗日军交战，而且后来在宁安县镜泊乡工作时，李延禄三次重访战地。李延禄一再说他打的是一场大仗，不是只打死打伤了日军七十人。程先生说的战斗与新发现的日军上田支队镜泊湖战斗史料相吻合，也可能这就是救国军副总指挥所说他的“姚团”打的那一仗。当年墙缝之战的指挥者李延禄再三强调的“大战”，是确确实实发生了的。把80年前的镜泊湖抗日大战即墙缝战斗的真情实况公之于众，今天的广大读者—中国人民不仅会相信而且会感到自豪，因为这是他们不愿做亡国奴的先人们最早打出的抗日大捷。(2011年夏刊发于〈牡丹江社会科学〉、《黑龙江史志》等)

抗战前期李延禄率抗日武装在东北吉东连战连捷

黄强  保华 张克

李延禄（左二）和他的部下在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司令部合影。此照片是上世纪30年代由上海武装自卫委员会（上海抗日救国会）派出的记者王克，在黑龙江东部李延禄所在部队驻地拍摄的。

时任黑龙江省副省长

巴黎《救国时报》刊登的李延禄将军照片

今年4月1日，是抗日名将、原黑龙江省副省长李延禄诞辰120周年。在纪念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缅怀这位革命先烈，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卓越功勋，应该是十分有意义的。尤其应指出的是，他在中国抗战前期（1932－1935）率抗日武装在黑龙江东部和吉林东部连战连捷，以及1935年在松花江中游右岸依兰、方正、勃利、林口交界处的牡丹江下游地区，打造的外白内红的抗日游击区即著名的红地盘，应该是我国抗日战争中早期的根据地雏形。

李延禄（ 1895.4.1～1985.6.18）祖籍山东省平度。1895年4月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父亲闯关东落户吉林省延吉县。1914年入吉林工厂学徒，一年后因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被厂主除名，投军东北军延吉第九巡防营。这一过程中学到了军事基础知识，很快提升为排长、营司务长，1920年巡防营编入吉林省防军第十三混成旅，他先后任营司务长和骑兵连长。1921年曾因保护朝鲜革命者入狱，1925年任和龙县警察局巡官，1928年重回第十三混成旅。因为参加反日斗争被开除军籍。这时他已由革命的同情者成长为革命战士，在延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延禄受地方党组织的指示到爱国武装吉林救国军工作，被任命为参谋长，兼任补充团团长。1932年1-2月率部攻克敦化、额穆、蛟河三县城，日寇惊恐万分，急调天野旅团和上田支队等部围剿吉林救国军。在李延禄、孟泾清等共产党人的坚持之下，吉林救国军总指挥王德林同意李延禄率补充团在镜泊湖湖南山区伏击日寇。1932年3月初，李延禄和孟泾清选择牡丹江流入镜泊湖的大河口西岸的小西岭一带高地，作为伏击进犯日寇的阵地。阵地下面的牡丹江西岸，是牡丹江与镜泊湖冰封季节从敦化去宁安的必经之地。总指挥王德林把救国军库存的全部手榴弹拨给了补充团。3月13日下凌晨,日军来到大河口。李延禄一声枪响,七百勇士一跃而起，一批批手榴弹纷纷下落，在日军集群中爆炸。战斗进行了数小时，补充团勇士们打退了日军数次进攻，大河口前江边到处是敌兵尸体和伤员。战后，救国军得到了两千支好枪和一千五百支损坏的枪支，日寇在牡丹江大河口遭受了重大伤亡。接着，李延禄又命参谋李延平、共产党员崔永贤率领矿工营，在南湖头松乙沟火烧北上的日军，取得二次胜利。日军从火网里逃出后向东京城、宁安方向逃窜，途中又遭到民众武装多次袭击。据宁安县人民委员会1959年的抗日史料调查《关家小铺战斗简况》记载：逃进宁安县城的日军天野等部仅有四百名。1932年3月22日凌晨，这支残敌在向中东铁路海林车站逃窜途中，在宁安城西关家小铺又遭到东北军六六○团八连阻击，被打死百余人，逃到海林车站的仅有三百残兵。李延禄通知在亚布力的共产党员李延青，带领铁路工人游击队在中东铁路高岭子车站颠覆日寇军车。3月26日，李延青得到日军从山市出发的情报，他们在高岭子车站西侧起掉一节铁轨的道钉，做好埋伏。次日晨，日军军车出轨翻车，战士们猛烈射击，敌人伤亡二百余人，逃窜的日军不足百人。至此，镜泊湖连环战胜利结束。从1932年3月13日到3月27日连续进行了数次伏击战，使日寇遭到“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重创，此即著名的镜泊湖连环战。

1932年秋季，随着李杜、王德林率吉林自卫军和吉林救国军主力退入苏联，丁超率护路军投降日寇，吉林东部（今黑龙江省松花江以东）各县被日寇占领。日本向国际宣称，中国的东北已无战事，满洲人（中国东北人）欢迎日伪统治，王道乐土即将实现。幻想通过国联制裁日本的蒋介石政府，请求国联组织调查团来华调查事变真相。英、美等国控制的国联为维护各国在华利益，于1932年1月21日成立了以李顿为团长，美国麦考益、法国克劳德、德国希尼、意大利马柯迪（即阿尔德罗万迪—马雷斯科蒂）为成员，中国顾维钧、日本吉田为顾问的调查团。调查团将要到东北实地调查。

为欺骗国联调查团，制造东北人不再反日的假相，1932年 11月，日本新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武藤信义下令，以从朝鲜调来的广濑第十师团为主力，出动战车、飞机，“扫荡”吉东地区的抗日武装。这时的吉东地区，中东路以西、以南的城镇已为日寇占领。尚驻有部分抗日武装的中东路牡丹江站东的铁岭河一线已成前线。

旧历春节前，为挫败日寇谎言，中共满洲省委指示抗日名将李延禄，率领他取得镜泊湖连环战大胜，重创日寇的吉林国民救国军补充一团、二团等部，在今牡丹江市北郊铁岭河东十多里处的磨刀石阻击日寇。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在穆棱兴源镇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李延禄向救国军总部提出带领补充一团、二团上前方作战的要求。1932年12月28日，李延禄、孟泾清、张建东率领一千多名抗日战士抵达磨刀石前线。

磨刀石高山夹峙，地势险要。铁路、公路从车站西面的山口进来，西山口是日军进攻的必经之地。这里虽无镜泊湖南湖头大河口北侧的墙缝一带高地，可居高临下打伏击，但也可在山口两侧南北两山头布下伏兵，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李延禄选定山口作阻击阵地，派补充一团三营营长史忠恒率二百余名战士在南山头设防，大部兵力在北山头西侧布防，对从迎面山口进攻的敌人形成火力封锁网，从正面消灭敌人。李延禄的指挥部设在铁道北山头的东侧，距离伏击阵地较近，便于指挥。布防之后，李延禄、孟泾清作了战斗动员，讲清形势，鼓舞斗志。半年多没和日军交手的战士们斗志高昂，摩拳擦掌，决心第二次和日寇大战一场。官兵们连夜构筑工事。

12月31日，奉日军第十师团师团长广濑中将之命，驻在珠河、一面坡的元部第八旅团主力与重炮队、装甲车队、飞行支队，在铁岭河、爱河一线集结。第二天，亲赴前线指挥的元部旅团长命令第39联队与装甲车队、炮兵二千余人，向磨刀石的李延禄部队发起攻击。

战斗从上午10时开始。日军元部旅团长事先已侦知，对手是在镜泊湖南湖头重创天野旅团的李延禄部队。他不敢先派步兵攻打山口，下令炮轰李延禄部队阵地。一排排炮弹落在阵地上，树木被轰倒，砂石被掀翻，有的工事被破坏。随后，日军出动装甲车掩护，飞机助阵，大队步兵向北山头、南山头李延禄部队阵地发起冲锋。这边李延禄部队战士们已等得不耐烦，南山头阵地上的史忠恒跳起来大吼一声：“瞄准东洋鬼子，狠狠地打！”他这个营的战士们个个都是神枪手，第一排子弹就打倒了几十个冲在前面的鬼子兵。北山阵地上的战士们在李延平、杨太和的带领下，也对涌进山口的敌人开火。在两面遭到攻击的情况下，日军分散了兵力，装甲车又冲不上山，李延禄部队战士们则越打越勇，打退了敌人两次进攻……

太阳落山之后，守卫南山的指挥员派人向李延禄报告：东面代马沟方向有装甲列车开了过来。他以为是东宁救国军总部派来的援军或来送弹药。等到装甲列车开到车站东侧的信号旗前停住，有穿黄军大衣的鬼子兵下车，才知道是敌人从东侧来进攻了。后来才清楚：日军在磨刀石发起进攻之前，兵分两路，派出一支部队继续东下，袭击了东边的代马沟车站，守卫代马沟的李杜自卫军21旅1营不战而溃，准备回东宁的总部警卫营全营遭遇不幸，装甲车被缴获。日军上了缴获的装甲列车调头西上，从补充团的背后进行袭击，妄图使李延禄的部队腹背受敌。

战斗进行到天黑，为了保存实力，李延禄下令退出阵地，进入森林，日军不敢再追。抗日战士们安全地进入穆棱窝集群山中。

李延禄率部在磨刀石阻击强敌，战果虽然远不及镜泊湖连环战，但中国共产党人率孤军作战，力挫日寇，表现了东北人民视死不作亡国奴的民族精神。消息通过地下党组织的电台发往国外，由英国路透社转发苏联塔斯社，后来巴黎的《救国时报》也刊发消息，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30年后，当时已在几十里外的宁安抗日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在其文章中记述此战：四军在中东路磨刀石站阻击寇军。

1933年1月奉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在吉林救国军补充团的基础上，李延禄创建了我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东北抗日武装——东北反日游击总队，任总队长，孟泾清任政委。

此时，东北抗战形势大变。从李杜、王德林率自卫军、救国军退入苏联，丁超率护路军投敌，1933年到1935年间，日军第十师团等部队对吉东地区全面进攻，妄图尽快实现侵占东北全境的计划；领导抗日的重任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李延禄、周保中等组织领导自卫军、救国军余部和民众武装，成为中国早期抗战的主力，在吉东战场上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战斗。在外无援兵内无根据地，缺少武器弹药，缺少粮食等物质情况下，共产党人和战士们机智勇敢地进行游击战争。李延禄的部队压力最大。因为自1932年3月的墙缝伏击战使日寇天野旅团遭受重大伤亡，日本关东军司令和天野旅团所属第二师团长对李延禄部恨之入骨，决心要消灭这一支抗日武装。当发现在磨刀石阻击元部旅团的是李延禄部后，便调兵遣将跟踪追击。

1933年1月8日李延禄、孟泾清率二团三团返回宁安，在宁安西南和尚屯奉党组织之命改为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并将救国军王毓峰、冯守臣部收编。春节后，部队前往牡丹江东岸的卢家屯（团山子）整训。几天后，日军凤岛大佐便率部与宁安伪军跟踪讨伐。考虑到战士们子弹很少，李延禄与孟泾青做了周密计划，诱敌深入，采取巧妙打法破敌。2月16日拂晓开战，首先打垮了伪警察和保安部队，然后史忠恒命神枪手击毙凤岛大佐，日伪军进攻彻底失败，死伤200余人。不久，驻宁安日军依田旅团长与3000日伪军，偷袭东南山八道河子抗日根据地。考虑到敌众我寡，李延禄组织突击队，收集骑兵营与李凤山营子弹，突击队员仅有三五发子弹。敌人火烧八道河子村庄，突击队员怒火满腔，发起突然袭击，日伪军慌乱撤退，抗日部队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与一门山炮，日伪军死伤二三百人。

1933年3月中旬，李延禄接到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通知，率部去特委所在地汪清马家大屯，参加传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26”指示信会议。日军龟岗村一旅团长得到李延禄部到来的情报，认为这是与重创天野旅团的仇敌决战，铲除东满抗日根据地的良机。于是抽调延吉和龙汪清四县日伪军，对马家大屯根据地进行“清剿”。李延禄部坚决担负起保卫特伪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3月30日拂晓，龟岗发起四路进攻。战斗十分激烈，龟岗甚至亲自率部冲锋。虎将史忠恒手挥大刀向他冲去，不幸腰部被击伤，龟岗也被游击军战士击中，战斗进行了三四个小时，日伪军仓皇逃窜，这一保卫战缴获256支日本步枪，4门迫击炮，子弹4万发。龟岗少将后因伤重而死。

5月，李延禄按照中共吉东局要其北上密山的指示，带领部队离开汪清。5月8日，部队在东京城受到伪军拦截，参谋长刘汉兴与战士们发动政治攻势，伪军纷纷逃离，游击军缴获大量物资。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在宁安中部已安排重兵，要为其天野旅团报仇，此时依田旅团也从西部赶来。面对严重形势，李延禄与孟泾青决定搞突袭给敌人以措手不及的打击。他们派李凤山营六连连长车振山，带小部队分三路趁黑夜袭击日军设在杨木林子的指挥机关。遭到突然袭击的日军不明真相，用机枪和大炮盲目射击，引发日军各部相互攻击。此战共打死打伤日军700余人，雄吉大佐被击毙。李延禄趁敌人混乱之机，率部跳出7000日伪军包围，向北湖头转移。

仅6个月的时光，李延禄、孟泾清率领游击军在吉东地区打了五场恶仗，消灭日伪军近3000人，打死日军少将1人大佐4人，这样的胜利在中国抗战史上都是光辉篇章。

1933年6月李延禄率部进入密山。9月他们联合几只山林队，由杨太和指挥打入密山县城，缴获大批物资，解决了部队过冬问题。1934年9月，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吴平（杨松）支持下，李延禄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同盟军四军，收编了牡丹江地区著名山林队头领小白龙苏衍仁等民众武装，扩大了队伍，改称东北反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孟按照吴平的意见率部向西、北、南三个方向扩大游击区，李延禄带领三团（苏衍仁部）与军部向下江地区发展，进军途中连战连胜。三团在青山一仗缴获丰富，用所获300匹马组建了一骑兵营，成为抗日军中最具战斗力的武装

四军在牡丹江与松花江汇合地区，即今林口、依兰、勃利、方正四县交界区，创建了东北最大的抗日游击区，并在方正大罗勒密陈家亮子等建立了“内红外白”的抗日根据地，日伪惊呼为“红地盘”。1935年春天，上海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派记者王克道到东北采访，深入下江游击区，见到了李延禄与抗日军民，拍下了许多珍贵照片。李延禄创造的吉东抗日“红地盘”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不久后发生了赵尚志杀害三团团长苏衍仁事件，三团瓦解，给四军造成严重损失。由于四军政治军事影响越来越大，也带来了四军的大发展。1935年5月，中共吉东特委决定将崔庸健等领导的虎饶游击队编入四军为四团，收编方正两支山林队、依兰抗日义勇军、勃利抗日山林队为五团、六团等。宝清、密山的三侠等山林队为七团，四军游击区从松花江边扩大到乌苏里江边的广大地区，声威遍及吉东全境。10月，李延禄率领四军与赵尚志三军等部，还成功地进行了攻打前后刁翎与林口的“连环战”，给日伪军以重创。1936年1月，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调李延禄去莫斯科汇报吉东抗日斗争，李延禄离开了四军，离开了牡丹江——吉东，前往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