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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由“孔门小书童”邓立军同志编著的《孔经三卷》,在中国文史出版社的展位上低调展出,这标志着由已故中国著名哲学家、儒学大师汤一介先生临终前最后点赞的儒学著作正式问世了。那么,《孔经三卷》是一本什么书?凭什么能让身患重病半年不见客的汤老,破例接见了作者并为之点赞呢?作为这一事件的见证者、《孔经三卷》的最初读者,我觉得有必要对《孔经三卷》做出介绍:
第一,《孔经三卷》是“综合集成”的书。《孔经三卷》打破了传统经典的固有框架,全面系统地整理了孔子的思想学说,囊括了《论语》、《孔子家语》、《周易》、《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大学》、《中庸》、《孟子》、《荀子》、《史记·孔子世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从子》、《孔子三朝记》、“五经正义”的引注,以及《孔子集语》所载的其他八十余本群经传注、秘纬、诸史、诸子等书籍中关于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记载的全部内容。作者邓立军为了洗尽孔子铅华,还原圣人本色,坚持数年如一日地读古书、看原著,认真专研主要儒家经典、注疏,并从近千万古老文字中认真粹取、升华,经过认真甄别、系统分类、严谨整合、精准译注,终于创作完成了74万字《孔经三卷》的编撰译注工作。《孔经三卷》共“三卷三十六论”,通篇按照“原文”、“注”、“解”、“译”的体例依次展开,除“卷首语”外,并无任何个人观念的点缀,全部是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学说,形成了全新的孔学体系,体例清晰,浑然天成,能够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让读者一目了然。可以说“一书在手,孔学毕治”。
第二,《孔经三卷》是“名家点赞”的书。《孔经三卷》成稿后,作者邓立军即携书稿开启了北上“访师问孔”游学之旅,希望能得到儒学大家的点拨和评鉴。邓立军在我亲自陪同下,先后拜访了北大的汤一介、台湾的龚鹏程、曲阜的骆承烈、清华的羊涤生四位有代表性的学界名家。
汤一介先生是中国著名哲学家,生前系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儒藏》编撰中心主任,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汤先生为《孔经三卷》题词:“追求真善美。”
龚鹏程教授曾任台湾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职,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东亚汉学会名誉会长,国务院中国国学中心顾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龚教授对《孔经三卷》的评价:“本书体例特殊,收集孔子言论颇为齐备,且予分类,俾便索寻,且可集中比较相关言说记载,在文献整理上甚费工夫,译注亦简练可用,无多差讹。在今日文化大发展期间,成此一编,深具意义,对社会上欲一窥孔圣奥旨者,提供了许多便利,颇具价值。”
骆承烈教授是中华孔子文化传播促进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顾问、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副院长。骆教授对《孔经三卷》的评价:“这是一部好作品。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家思想是主干和基础。每个中华民族的成员均为这批宝贵的文化财富自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在辉煌的优秀文化基础上,定会创造更大的辉煌。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学习原汁原味的儒学,邓立军同志的这部著作就适应了这一要求。此书以分类的形式将儒学经典分别归类,利于人们学习、接受。希望此书问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实际贡献。
骆承烈 2014年4月19日于孔子故里”。
羊涤生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知名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羊教授对《孔经三卷》的评价:“难能可贵,成绩斐然,再接再厉,古为今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羊涤生
2014年8月6日于北京清华园。”羊教授还叮嘱作者要在“儒家思想如何古为今用”、“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接并轨”这两个大课题上做出深入研究和探索。
第三,《孔经三卷》是“甲午上书”的书。《孔经三卷》作者邓立军在成稿后,参照历史先贤的做法进行了“甲午上书”。那么,作者因何要“甲午上书”呢?深入了解,个人认为作者邓立军这样做不无道理并且非常必要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基础,根据现有文献资料记载,《孔经三卷》的成稿,是2500年以来后人第一次敢于突破经典固有框架,对孔子思想做出全面归纳、系统整理、分类译注。历史上,儒学思想有过几次较有影响的大变革、大发展。
第一次大发展:董仲舒专治《春秋公羊传》。这是汉武大帝时期,董仲舒专门用于讲解孔子《春秋》的书籍,尽管孔子的《春秋》的原文只有一万八千字,但是董仲舒在儒学史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二次大发展:孔颖达注疏“五经”。唐太宗李世民敕令孔子的第三十二世孙孔颖达组织当朝的“五经”博士,共同注疏了《毛诗正义》《尚书正义》《礼记正义》《周易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五经正义”为儒学的后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次大发展:朱熹集注“四书”。朱熹集注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其中《大学》《中庸》源自于《礼记》中的两篇文章,这样“四书五经”变成了过去科举考试的重要教材。
第四次大发展:清朝的孙星衍编撰《孔子集语》。清朝大学者孙星衍辞官后自行编撰了《孔子集语》,收集了传统儒家经典以外八十余本典籍中有关孔子的相关记载,成书后也上表了朝廷。
另外,清朝的蒋衡亲笔手书66万字“十三经”,乾隆帝龙颜大悦,亲自作序,组织雕刻成“乾隆石经”,现存放在北京孔庙。
通过这几次大发展,足见古代国家统治者对孔子思想的高度重视,无论是汉武大帝,还是唐太宗李世民,亦或乾隆皇帝,都是历史上的文治武功的明君。在当前倡导弘扬传统文化的大时代下,作者邓立军在前人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编撰译注了74万字的《孔经三卷》,无疑也是对孔子思想的进一步发扬光大,其作用和价值,也不亚于前四次儒学的大发展,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因此,作者邓立军参照参照历史的惯例,给国家领导人“甲午上书”,报告了编撰《孔经三卷》的情况,实际并不为过也无可厚非。
第四,《孔经三卷》是“创新突破”的书。孔子是当代世界公认的大圣人,但是对这位大圣人的言行记载,集中表现在《论语》、《孔子家语》、《孔子集语》等典籍,基本还属于“语”的范畴,内容比较零散,不方便人学习领悟。但经过邓立军同志的系统整理、分类译注,使孔子思想更加全面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终于把“语”提升到“经”,结束了中国人有圣人没圣经的历史,这也标志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大发展。
也许有人说,邓立军真是自不量力,胆敢打破经典的固有框架,全面整理孔子的思想学说;也许有人说,邓立军的确做了一件大好事,《孔经三卷》对于弘扬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将起到重要作用。对此,我不想评价,我只希望中国能多些这样能静下心来真正搞研究的学者,并说声“汤老走好,您点赞的书已经问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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