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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戏曲史上,没有一位官吏能够像包拯那样,可以如此频繁地出当今历代的戏剧舞台上,至今久演不衰,并且成为一类非常独特的戏剧通称──包公戏。包公既是一位清正廉明、铁面无私、心智过人、执法如山的清官,又是一个半神半凡的超人。在他的身上,凝聚了专制社会下老百姓对于清官的企盼,和对社会公正的向往。
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谥孝肃,庐州府合肥(今肥东县)包村人。他28岁中进士,曾先后任天长、端州、赢州、扬州、庐州、池州、开封等地知县、知府,出使过契丹,还在刑部、兵部任过职,在财政部门做过副使、转运使、三司使,在监察部门做过御使、谏议大夫,最后做到枢密副使,成为朝廷的宰辅。至和三年(1056年),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因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当时流传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赞誉。死后追赠礼部尚书,谥孝肃。他当过的天章阁待制和龙图阁直学士使他有了“包待制”、“包龙图”的雅称。老百姓更喜欢直呼“包公”。
42岁的包拯被提拔为大理寺丞、知端州(相当于今天的广东肇庆市)“一把手”。端州特产端砚是宋朝士大夫最珍爱时髦的雅器,当地每年向朝廷进贡。凡在这里做“一把手”的官员,都在“贡砚”规定的数量外加征几十倍的数额以贿赂朝廷权贵,所谓“打点”中央的关系,此举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个性官员包拯一上任就高调破除这则运行多年的潜规则,下令只能按规定数量生产端砚,州县官员一律不准私自加码,违者重罚。并且表态,自己作为“一把手”,决不要一块端砚。此举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3年后,包拯任期满,被调至中央任职,果然“岁满不持一砚归”。《包公掷砚》的故事就是以这个蓝本创作的。
不久,45岁的包拯因“端砚事件”被皇帝赏识,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大事则奏劾,小事则举正”。虽然这个官职没有多少实权,但从此他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对于刚直又不懂人情世故的包拯来说,无疑找到了自己的发声平台。在官场崭露头角,包拯确实发出了不少声音,对国家的内政外交上提出过许多批评意见,比如要求从重处罚贩卖私盐者,反对朝廷以进贡求和西夏,主张强国策略等等。其间,他还代表大宋出使契丹,并与对方使馆“二把手”舌战并成功赢回大宋面子。
在入主开封府之前,包拯因对官场失望导致情绪低落,而“七求外任、出京四年”。包拯曾于公元1056年来金陵担任过4个月的江宁府尹,接着奉调入京任开封府尹。[6]
1056年,58岁的老包终于成为开封府尹。按理说,包拯后世之名应是从开封府名扬天下的,事实上,他只在这个职位上坐了一年有余。既没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也没有公孙先生、南侠展昭,更没有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那些出神入化的情节都是出自清代石玉昆的《三侠五义》。不过,以包拯的个性,不在开封府干出点名堂不会善罢甘休。他一上任就改革诉讼制度,裁撤了门牌司,在当时,平民告状都得先通过门牌司才能上交案件,时常被小吏讹诈。几个月后,惠民河涨水,淹了南半城。包拯一调查,原来屡疏不通的原因是达官贵人在河两岸占地修豪宅,还堵水筑起了“水上公园”。包拯立即下令将这些花园水榭全部“毁去”以泄水势,“人患”一治,水患自然解除。老包这一举动可谓石破惊天,威名大震,京师老百姓都盛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当然,在这不长的时间里,包拯肯定也查办过一些案子,也许其中不乏为民平冤的,也采取过一些措施维护首都治安,一度赢得美名。他处理案件公道正派,执法严峻,对各种阶层一视同仁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他不苟言笑、过于严肃,得来了“包大人笑比黄河清”的民间评价——要看包公笑,比黄河水变清还难啊!
家乡轶事四则
这其中,他弹劾陈州京西路转运司,揭露其歪曲中央政策“折变”盘剥灾民的罪行的事迹,被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再创作为家喻户晓的包公戏《陈州放粮》,民间渲染加工成开封府尹、钦差大臣“包青天”奉命查赈,剧中涉及国舅们害民肥私、包公查案遭人陷害、各路百姓掩护包公、包公怒铡皇亲国戚、成功放粮赈灾等等,演义了一个青天大老爷为民除害、不畏强权且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故事。
据统计,在他弹劾下被降职、罢官、法办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有时为了一个人、一个案件往往反复上奏,火力之猛,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并且被他弹劾的都是当朝权贵。他7次弹劾酷吏王逵,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最终把这个宠臣拉下马;他弹劾仁宗最亲信的太监阎士良“监守自盗”;他4次弹劾皇亲郭承佑,让仁宗几乎下不了台;他弹劾宰相宋庠,其人文采风流道德高尚,实无过错,包拯却弹劾他身为重臣却毫无建树,如同当今提的“庸官”、“不在状态”等概念。
包拯越弹越牛,甚至六次弹“国丈”,硬生生把仁宗宠妃的堂伯父张尧佐给弹下马来。仁宗专宠张贵妃,让她平庸的伯父坐“直升飞机”一年之内晋升4次,身兼财政部长、组织部长等4大要职。此举引起群臣争议,包拯首先冒出来弹劾,随后一些谏官也争相抨击。
在争执到达最高潮时,包拯一激动,站在仁宗面前义愤填膺滔滔不绝,唾沫星子溅了仁宗一脸,皇帝尴尬至极又窝火,拂袖而去。回宫后张贵妃问消息,仁宗冲她发了一通脾气:“包拯向前说话,直吐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御使乎!”就这样,仁宗总算答应了后妃之家不得任两府的建议,又批评了谏官们在殿上喧哗失礼,生怕再出现过激行为,并规定以后奏对必须先申请。而张尧佐自感犯了众怒,以退为进,主动辞去了一些职务。事实上,皇帝只是缓兵之计,仅过了几个月又把这些要职委给“国丈”了。
包拯这股子牛劲让权幸大臣,甚至仁宗本人都有点畏惧三分,当时在官场流行一句时髦语“包弹”,为官清廉正派,就叫“没包弹”;贪官污吏就叫“有包弹”。
包拯病逝,首都开封的老百姓莫不悲痛,皇帝亲自到包家吊唁,并宣布停朝一天以示哀悼。当宋仁宗看到包家如此俭朴,又听闻他“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如初宦时”,不禁感慨!欧阳修曾说,包拯一辈子“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这个评价是准确的。他纯朴平实、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爱民如子,同时他不苟言笑、太过较真、不会处世、人缘不好。然而,他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无人企及的崇高与正义的化身,一个至忠至正、至刚至纯的清官标志与忠臣样本,一个被历朝官方推向神坛,又被历代老百姓奉为神明的“包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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