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海南最后的慰安妇-王锦思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海南有红色娘子军享誉全国，她们不爱红装爱武装，主要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海南也有慰安妇，极其屈辱痛苦遭受侵掠者的摧残和折磨，直到抗战结束50多年后，日本频繁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才如梦方醒，想起有这么一批受害者，并高呼不忘半个多世纪前的历史。基于此，我们应该反思，应该反省自己的行动太迟了。

海南省是发现“慰安妇”幸存者最多的区域，全国28名幸存者中在海南最多时发现有15位。到2013年年底，还有10名幸存“慰安妇”，分布在乡村山寨，有汉族黎族苗族等。

12月初，笔者王锦思作为香港惠明慈善基金会志愿者，从遥远的东北赶赴海南，调查看望“慰安妇”幸存者。另一名志愿者李南也同期前往。

在保亭志愿者陈厚志带领下，我们在两天时间里，翻山越岭看望了几位老人，甚至直到黑夜。

陈厚志是保亭加茂农场的职工。上世纪80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厚志结识了保亭慰安妇。2001年，在中日律师的帮助下，八名曾遭日本军人凌辱的“慰安妇”受害者一道，将日本政府告上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要求判令日本政府在中日两国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每位原告2300万日元。陈厚志就是诉讼工作的协调者和老人们的翻译。

1939年日军开始入侵海南，作为进攻东南亚的重要基地，日军在此大量驻军，并于第二年陆续占领海南的大部分县城和乡镇，并在交通要道、重要村庄建立起军事营地和军事据点，到1941年共有据点360余处，日军围绕这些据点实施蚕食、扫荡。在这些星罗棋布的营地、据点中，大多配备“慰安妇”。日军设立的慰安所遍布全岛，先后逼迫当地汉族、黎族、苗族等各族妇女，以及大陆、台湾地区抓过去的同胞充当“慰安妇”，人数在万人以上，于此同时，日本、朝鲜等国的妇女也被征用到海南。

走近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对剖析二战时期日军的“慰安妇”制度和其对亚洲妇女的残酷迫害有举足轻重的作用。9月初，早报记者踏入海南的偏僻山村，寻访幸存的“慰安妇”受害者，打开那段尘封的历史。

我是从沈阳直接飞赴海南的，穿的是东北大棉袄二棉裤，显得和海南热带气候很不适合，我接过来阿婆家送上新打下的椰子一饮而尽，显得特别豪爽。

在万宁市看望“慰安妇”幸存者陈林村老人时，发现林阿婆身体不适，于是送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保亭分院，经过详细检查，直到确定老人身体无大碍。

受香港惠明慈善基金会会长钟惠明的委托，开展援助活动，给每人捐助3000元。十分不幸的是，10月17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林亚金因病离世，但老人的家里很困难，需要帮助，也送上3000元慰问金。

自2007年以来，香港惠明慈善基金会已经连续7年前往海南开展援助二战“慰安妇”幸存者活动，先后援助我省15名“慰安妇”幸存者，给予每人每年2000元至3000元的资助。　　

香港惠明慈善基金会由香港爱国企业家、祖籍浙江的钟惠明先生2006年发起创办。钟先生一直热心祖国的公益事业，到目前为止，已经为内地的公益事业累计捐款达数千万元。

见到邓玉民老人时，她的一声呼唤让我十分动情。

在五指山下

万泉河边

有个习俗

苗族老阿婆看到年轻男子

会习惯性叫声儿子

我也受到如此礼遇

原来

——妈妈就在这里

我一时语塞

泪眼婆娑

在有媒体采访中，反复追问老人，要求重复过去的痛苦往事。老人们尽管不情愿，但是有时也讲述起来，子女在旁边有些难为情，也难免痛苦，老人有时甚至哭起来。基于此，我此行绝不再次揭开她们内心的伤疤。钟惠明也告诉我们，不要再让老人伤心了，过去的事情不要再问了。

“这些老人的事情，媒体报道过。”与记者一同探访的陈厚志，刚开始言语很少，几乎是问一句答一句。他希望记者在随后的探访中，不要过多地去触及老人们内心深处的过往。

对于漫长的诉讼，林亚金老人仍心存希望。她说，以前凌辱过她的日本人，是坏人，她痛恨他们；而之前来看望她的有良知的日本友人，他们是好人，她不恨他们。

米田麻衣，一个千里迢迢从日本来到海南求学的女孩，在结束了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活后，她不得不离开这个让她难以忘怀的地方。她加入了一个名为“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要求支持协会”的组织，这也成了她与海南情感寄托的开始。组织的主要活动是支持海南慰安妇索取战争赔偿。

麻衣说，那是2008年，她第一次亲眼见到了这些战争中的受害者，“她们是那么瘦小，又是那么坚强，”看到阿婆们的身影，麻衣不禁为这些素不相识的老人流下了眼泪。麻衣曾说，当他们眼神和双手接触的那一刹那，她相信人们彼此是能够理解的。

此后的几年里，麻衣和组织中的其它年轻人又先后多次来到海南，看望岛内各地的阿婆们。虽然麻衣和她的同伴们大多数都是日本人，但这并没有在双方之间造成隔阂。麻衣曾有过担心，有过怖畏，怕因为阿婆们对日本人的恨而拒绝她们。但就像麻衣自己所说的一样，对于真实而火热的温情，没有人会去拒绝。

慰安妇遭受的苦痛不仅仅是战时的日本鬼子，战后伤害他们的有中国人因为政治和世俗的偏见。

有人认为，从衡量汉奸的诸多标准来看，比如接受日本钱财、帮日本做事，那么慰安妇也是汉奸，慰安妇就收受了日军的报酬。显然这种论调是对慰安妇的侮辱，也是认定“汉奸”扩大化的滥觞。有人如是反驳，慰安妇是被强迫的，因此就不是汉奸。这种反驳显得苍白无力，许多被当作汉奸的人即使不是慰安妇也并非都出于自愿。慰安妇过于屈辱和苦难，同情弱者的中国人怎能将汉奸的帽子扣在她们头上？

每到有政治运动的时候，慰安妇们都要像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等等五类分子那样，受到批判和斗争。“被说成日本侵略者的军妓，明天又说是日本潜伏下的女特务；后来又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先锋”，慰安妇被戴上汉奸的帽子，新建的桥村里人不让走，新盖的房村子人不让进，备受歧视和困苦。连他们的子孙也同样受到歧视，在升学、参军、招工、提干等等社会政治生活所有重要的方面，他们的后代一律受到歧视。

改革开放后，要去控诉日军罪行，讨还公道。有人横加阻止，“你们做了这样的丑事，还有脸到国外去说”。而有的孩子遗憾自己奶奶为何不当慰安妇，好去挣钱。杜撰的街头黄色文学也肆意发挥想象，低俗者们开玩笑甚至也用慰安妇作为由头。许多老人迟迟不愿公开身份，蕴涵着怎样的不堪回首和难言之隐。以上原因导致很少有人敢承认自己是慰安妇，对后代人也很少提及。而有人在谈到慰安妇问题的时候，第一感受是“我们男人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女人！”，以保护者的男权主义姿态自居，引起其他人士反感。

在最后的时刻，让我们关注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