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八女投江”还早的牡丹江抗日“救国军”-王锦思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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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是一片神奇英雄的土地，这里有唐朝渤海国都城遗址，著名的八女投江抗敌壮举，剿匪英雄杨子荣和他的战友们战斗在林海雪原，也都发生在这里。抗战故事和英雄人物，数也数不清，而历史也有待挖掘和修正。当地学者张克年过七旬，做了许多深入研究调查，现将其成果公布于众，望有识之士了解交流！

王锦思

《中国国民救国军血战史》

与黑龙江东部地区早期的抗日战斗

张克

黑龙江省东部地区早期抗日战斗的史料十分之少，因此，几十年来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著述常常出现许多不实之处，甚至自相矛盾，但有些却成为了黑龙江甚至东北的抗日斗争真实历史。所以，发掘抗日斗争（包括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史料工作日益迫切。2011年，牡丹江烈士纪念馆发现了1933年日本军方出版的《满洲事变大画册》。其中第十三幅《上田支队（第六大队）的镜泊湖战斗》，可说是日军入侵牡丹江的最早史料。不久前，我们看到了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传来的《中国国民救国军血战史》。早在几十年前就听过说过此书，但一直未见到。今天能够看到，虽说太晚却仍然是一幸事，因为它出版于民国22年末即1933年年底，而且中国国民救国军从组成到退入苏联，近两年时间都是战斗在吉东——牡丹江地区的，因此它所记述的是黑龙江东部地区早期的抗日斗争。可见它是又一黑龙江抗日斗争史料，十分重要。为此我们不能不认真对待《中国国民救国军血战史》（以下简称《血战史》）。

因为《中国国民救国军血战史》不仅是牡丹江地区早期抗日斗争史料，更是最早记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东满地区三大抗日武装之一的中国国民救国军抗日战史，史料意义值得肯定，此其一；其二，因为它早在李延禄的回忆录《疾风知劲草――东北抗联第四军的童年》面世前的二十九年，即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末出版。对东北抗日斗争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历史的研究与宣传产生一定作用；而李延禄回忆录《疾风知劲草――东北抗联第四军的童年》，阴差阳错，未在文革前权威性革命斗争史丛书《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刊出，而是在文学刊物《收获》、《黑龙江文艺》上发表，影响面很小，或读者将其看作是文学作品，东北抗日斗争史的许多研究者未见过或未将其纳入视野。《血战史》也成为中国国民救国军这支东北抗日斗争初期三大主力之一的抗日武装唯一史料。于是它所记述的抗日战事――包括在镜泊湖地区发生的战事，便被数种东北抗日斗争史著当作真实正史记入。甚至到了21世纪初，诸如国防大学所编抗日战争历史纪实丛书中的《东北抗日联军抗战纪实》这样权威性鸿篇巨制，既把李延禄的回忆录《过去的年代》作为主要史料纳入其中，却依然未对《血战史》的一些战事记述分析鉴别，照用不误，这尤其表现在发生于镜泊湖地区的战事叙述上，有多处十分明显地自相矛盾记述，仅举一例如：该书用近万字记述镜泊湖连环战，是所有东北抗日斗争史著述中最详尽的一部。虽然它基本上是按着李延禄回忆录讲述这一系列抗日战斗的始末，但却使用了《血战史》有关部分内容，如救国军在墙缝的迎战日军的部署：“姚振山卫队连连长带全连潜伏于狭道出口；王德林率领一个营从敌左侧绕袭敌之后路；独立营营长戴凤令……2营8连长卓景福……同时，炮兵营景瑞山部……”尤为重要的是北上镜泊湖之敌：“3月18日拂晓，敌小川松本大尉带领的日伪军，以曲团李营为先头部队，经官地向石塘开进。”这与东北三省学者们的《东北抗日斗争史》（人民出版社）一致，李延禄率领的补充团在墙缝伏击的是这支日伪军。结果也相同：“战斗到下午2时，终因损失惨重，士气低落，日军停止了进攻。伪军曲团李营首先举白旗投降，其余伪军或降或逃，溃不成军……小川松本大尉以下120名……”云云。但接下来笔峰一转，却成了是日军天野部队于3月20日在南湖头的墙缝战斗中受重创后，其余部队离开南湖头，绕道向宁安方向败退――“再说受到惨重打击的天野部队……绕道镜泊湖……天野暗喜……”云云。救国军打死小川松本大尉等120名日军原始版本即《血战史》，此前的《东北抗联第四军》等书与文章均照此办理，可见此书是有影响的。

通观《血战史》不难看出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孔宪荣退入苏联不久便急急忙忙找人写《血战史》，主要目的就是向蒋政府、向国人表功，为自己歌功颂德，把自己打扮成抗日民族英雄，向蒋委员长邀赏；其二是他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惜造假、编造。因急于求成《血战史》，编造的成分太多，露洞百出。第三点就是压制身为国民救国军参谋长的共产党人李延禄，贬低其作用与功绩。《血战史》文字不过三万字，全书十章四十四节。按常理，吉林国民救国军的创建者、领导者是王德林，理应是此书的一号人物。全书应以他的军事谋划与指挥全军进行抗日战斗为主要内容，但此书并非如此。从王德林举旗抗日的《缘起》到《东宁县失守》退入苏联，每一章的主要人物都是实为王德林助手的副总指挥孔宪荣。开篇讲了王德林的籍贯、任职“三营长”两句后，便说“与营长相终始者惟该营十连连长孔宪荣一人而已……孔连长机警过人。善驭士卒，故人乐为用咸愿效命。”说孔是与王德林“相终始者”惟一人，初看是有违事实，实际是与下面对其的赞誉有加相一致：先声夺人抬高孔在国民救国军的绝对领导地位。从第二章第一节起，副指挥孔宪荣就成为历次抗日战斗的实际指挥者了，每到关键时刻都是这位副总指挥“当仁不让”全权指挥处置。甚至常常是他亲自上阵，不避风险，非常勇敢，又总是安然无恙。在第四章里，他的大名出现有十二次之多。其中在五虎林会议上决定：不仅“延汪援宁安之敌。由孔副指挥负责抵御。”“袭击南湖头之敌”也由孔副指挥严密防守。可见他是分身有术的。（虽然明明他不可能两方兼顾，后者――即墙缝之战的大功他是不会让给李延禄的，这是有意为之的伏笔）。总而言之，《血战史》让读者看到了一位才智超群、辛勤劳苦、多智多谋、指挥有方、又常常亲临战阵，却因有 “狐黄二仙”保佑（他身不离“狐黄二仙”牌位，见《陈龙传》）。而总指挥王德林在全书中仅出现五次。只有总指挥空名，实为孔之傀儡。除了“起事”与退入苏联，前后露面，两年抗日，王德林只是主持开了三次会议，包括两次总部迁移。

孔宪荣为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自然不惜编造战事，书中多处战事明显地违背史实。最为明显的是1932年2月间吉林国民救国军的“三战三捷”，即国民救国军攻占敦化首战告捷之后，又连续攻克额穆、蛟河两县城。这不仅是国民救国军抗日战史的辉煌篇章，也是自“九一八”以来东北军民反击日本侵略者的重大胜利。消息传开，东北人民和北满各地抗日武装深受鼓舞、扬眉吐气。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十分惊恐，马上调兵遣将，进军吉东，妄图消灭国民救国军。然而孔宪荣的《血战史》却只记述了“敦化之战”，并且是“功败垂成”。他为什么让执笔者如此违背史实？原因之一是：这三战三捷不是他这位副总指挥的决策，更不是他亲自指挥的（正如书中所记：在攻打敦化时只“令副总指挥孔宪荣带卫队二百名。在黄泥河子一带堵击。以免敌人由延吉增援。”而指挥这三次战斗的是王德林和李延禄。李延禄并亲率补充团攻城战斗，这是这位共产党人初次亮相，出手不凡，立下功勋，赢得将士们的赞扬与敬佩。孔宪荣嫉恨王德林对李延禄的信任，他嫉恨李延禄正直为人，嫉恨李延禄的军事才干。更嫉恨李延禄的功绩。所以“三战三捷”只写攻打敦化，而且只字不提李延禄也不提补充团，抹掉了李延禄与史忠恒等几百补充团将士这三战的功绩。

虽然《血战史》中仅在四处简单地写了李延禄一句，但贬低其在国民救国军中的地位、在抗日战事中的作用十分明显。李延禄是位在王德林、孔宪荣之后的救国军参谋长，却在本书之军官列表中写作“派充本军上校参谋”，连其兼任的补充团团长一职也不注明，意在表明他无军事决策与指挥权；也不带兵不打仗，他没有参加抗日战斗。第二处写到“幸值李参谋长。由南湖头到宁。伪称催提。”这是写救国军缺军饷出了困难，派李延禄去办。总算称他参谋长了，并说他是从镜泊湖南湖头战地而来，（请注意：这是唯一一笔写李延禄与镜泊湖战斗有点关系）。第二处是“适李参谋长自总部来宁”与军法处长郑兴共同解决制作军衣的布匹问题。第三处是与郑兴向王总指挥建议“总部在五虎林不安全。应移军部于兴源镇。免遭危险。”可见此书是把李延禄当作总部随员，只办些事务而已。但孔宪荣也不能完全置其于战事之外，毕竟把宁安西部的关家小铺战事挂在李延禄头上――这就是李延禄回忆录中说到的镜泊湖连环战中的第三仗。这一段不长的文字可谓孔宪荣煞费苦心编造的精妙之作。此战确实是李延禄为消灭天野残部设计的。但因他的补充团远在二三百里之外的南湖头地区，天野残敌要从宁安逃往哈尔滨，他请驻当地的东北军二十一旅长张治邦派兵拦击，张治邦派出660团8连在宁西关家小铺伏击，这是东北军的抗日战绩，李延禄据实写进回忆录，没有贪功归为已有，而孔宪荣为什么说这一仗是李延禄打的呢？这一移花接木之计可谓一石三鸟：一是挑拨离间，使当年仍在世的张治邦等东北军人士把李延禄看作贪人之功之辈，不仁不义，甚至会遭人唾骂；二则敌军伤亡仅“二十余名”，“李参谋长延禄之队”则阵亡张连长一员。士兵六十三名。丢失步枪五十余支。”而据李延禄回忆录记载：东北军660团8连、9连共阵亡108人，日军死亡百人以上。孔宪荣可能不知双方具体伤亡人数，但把敌人死亡人数说成区区20人，表明这不是胜利，自己的部队战死一连长与六十三名士兵，丢失步枪五十余支，则是损失很大。可见李延禄是无能之辈，有损兵折将之过；三则，任“日军司令田野少将。由宁安乘飞机逃回哈尔滨。其余部队驰奔海林站上车，窜回哈尔滨。”阻敌未成或纵敌逃走，责任重大。可见所谓李参谋长延禄之队“关家小铺之战”不仅是违背史实的编造，更是孔宪荣对李延禄的栽赃之举，至于写田野少将此战前已由宁安飞回哈尔滨（前一日铃木少将也已飞去哈尔滨），两日军司令都到了宁安，一天一个飞走，来去何等容易。如果说让天野少将改姓为日本不会有的田野属无知；不清楚日军主将到底是谁，又是铃木又是田野。当时宁安没飞机场，飞机根本无法起降，可见是明显的编造。（把东北军二十一旅旅长张治邦错写成张振邦，六六零团写成六零零团，也应是编造一例）

《血战史》毕竟记载了镜泊湖连环战中的关家小铺之战，山市之战与高岭子之战则一字不记，是孔宪荣忘记了，还是故意不对执笔者讲述，不记入书中？

1932年3月中旬，日军大举进攻吉东，意在消灭国民救国军，进而占领吉林全境，侵占整个东北。救国军北上镜泊湖地区，全军迎战追击的日军，与日军激战，这确是国民救国军的光荣战史，国民救国军将领们（孔宪荣在内）功不可没。镜泊湖连环战中的开场重头戏发生在镜泊湖南湖头地区，一是墙缝伏击战，一是火烧松乙沟。孔宪荣――《血战史》自然也不会再忘记或疏漏不记。如前所述，周保中将东北抗联四军的前身国民救国军补充团“伏击天野部队”，作为大战事列为东北抗日史斗争大事之一，是肯定无疑的。《血战史》三次写到周保中，他是在镜泊湖战斗不久（1932年4月）进入救国军，在救国军前方司令吴义成处任参议，在收复安图、进攻敦化、与三打宁安战斗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些战事都发生在1932年，距镜泊湖战斗不过半年，而且他是救国军主将之一的吴义成助手，是救国军中上层军官。救国军在镜泊湖南湖头地区大战日军是全军大事，应是众所皆知的事情，他自然清楚。《陈龙传》的传主陈龙，即保护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刘汉兴，（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等职）书就写到补充团墙缝大胜使他十分振奋。因钦佩李延禄、周保中，走上革命路，先后在抗联四军、二军任参谋长。可见，周保中没有记错，李延禄补充团在墙缝伏击日军取得大胜，是确实发生了的重大战事。198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一书，也说镜泊湖连环战首战—墙缝战斗消灭日寇三千人；1991年由东北史著名学者王承礼先生主编的《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一书，曾指出镜泊湖连环战是抗日大捷，说 “日军第二师团天野少将率三千名精锐部队……向救国军扑来。”王承礼先生是东北著名文史学者，是有权威性的。

然而，孔宪荣在《血战史》中编造了另一种版本的墙缝之战，竟然把李延禄与补充团完全排斥在外，甚至说李延禄与镜泊湖所有抗日战斗无关。全书从头至尾不让补充团出现，即是说国民救国军根本没有补充团。孔宪荣为什么这样做？原因只在于：墙缝大胜，这样的大功岂能让给共产党人李延禄！而李延禄如果不带领补充团又岂能在墙缝重创日军？所以他绝对不写这样队伍。孔宪荣在吉东地区时、在救国军中时，自然不能贪天之功为已有，抹掉补充团与李延禄。离开东北到了上海可以为所欲为了。为了向蒋介石表功，于是就瞒天过海，在《血战史》中写自己如何英明地指挥他的嫡系部队在镜泊湖各处抗击日军，多次取得胜利，可谓功莫大焉！

编造的事情违背史实，总会有漏洞。《血战史》中写镜泊湖战事的第五章中有三节，每节文字在全书中都是较多的，第三节《额穆县墙缝之战》，即应在墙缝――即牡丹江进入镜泊湖的大河口小西岭下伏击日军。但《血战史》写的却不是在墙缝伏击日军，而是“令姚团派卫队由连长……姚团带领预备队在墙缝指挥一切。”“日军强迫曲团李营……行至滴嗒嘴子。被卓连伏兵窥见……故意放其通过。后有日军大尉小川松本尾随督队，进至射击有效地点。我戴卓两部。伏兵突起，双方夹击……日军损失奇重。几遭全灭。”战果是“本役计毙敌兵一百二十名。负伤者数目不明。小川大尉阵亡，失却辎重车二十二辆。”明明写的是“墙缝之战”，却不是在墙缝与日军交战，而是在墙缝以南二十里外的嘀嗒嘴子，名不副实。说“日军损失奇重。几遭全灭。”却只毙敌一百二十名，只区区一百二、三十名，岂是“损失奇重”？“几遭全灭”。还给被打死的日军大尉编造了日本不会有的两个姓氏相连的姓名：“小川松本”。

《血战史》的墙缝之战发生时间与补充团伏击战时间不同，晚了五天。三月十六日的李延平、崔永贤带领矿工营火烧松乙沟，在《血战史》中无记载。二十一日孔宪荣亲自上阵，部署姚团、王营、高营与日军伪军大战鹦哥岭，遭到日军围困，多亏吴义成率兵从六七十公里外的（不知是事先调动还是飞来的）东京城赶来，“解脱孔副指挥于险。”尽管几只救国军部队在孔宪荣指挥下与日军忽而东忽而西，在镜泊湖南湖头多处激战，才阵亡七十余人，只打死日军十三人，也是孔氏辉煌战绩，郑重记入《血战史》。十分巧合的是，如前所述：牡丹江博物馆和烈士纪念馆管理处2011年发现的日军《满洲事变大画谱》之十三幅，恰巧也是在同日发生了一场《上田支队镜泊湖战斗》。日军的此份原始史料虽未说明是在镜泊湖具体何处遭遇“匪贼”袭击，无疑是在南湖头地区。但这支日军不是《血战史》中所记“铃木司令率其卫队及伪军……向南湖头进袭。”而是《血战史》中根本未写到的”上田支队”之高野中队二百人，高野中队是在行进途中遇到袭击，作了还击。根本没有说“从鹦哥岭西面突出一支奇兵……复以硫磺弹。焚烧山林……等……”日军记录自己伤亡32人，比《血战史》多说20人。虽然这是发生在同一日、同一地点的战斗，但却有如此大的不同。仅从日军记载此战是上田支队高野中队与自己战死32人两点来看，无疑是真实的。而孔宪荣――《血战史》中的三月二十一日鹦哥岭之战呢？两相比较岂非明显的。很值得一提是，这一日本自己说的《上田支队镜泊湖战斗》，和在我们牡丹江传了近三十年的李延禄补充团在墙缝用暴雨般的手榴弹伏击上田支队，大半天才打死日军七十人，也截然不同。《血战史》里也根本没有一个字写到李延禄补充团在墙缝打上田支队，什么原因不难想到。

有句玩笑话，说历史是后人编造的，古今中外，伪作很多。但经不起时间的洗刷，假的就是假的，总有一天会被戳穿。总之《血战史》是一部非常有趣的读物，它的编造歪曲之功，今天看来，可笑还在其次，其反面教材意义还是值得我们想到的。编造史实必定要遭人唾骂。（作者：张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