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处决老臣比金正恩还快-王锦思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84年前，1929年1月10日晚，在距离平壤千八百里外的沈阳，也就是奉天，两个东北高官在枪声中倒在大帅府里。显然，他们比朝鲜的张成泽死的更利索快。

笔者王锦思注意到，张学良和金正恩，都是接近而立之年父亲离世，接着独掌一方政权，又快刀斩乱麻杀掉父亲身边的老臣。在这一点上，张学良比金正恩出手更快，更狠。用无产阶级专政和政法委的套话来说，就是从重从快。

杨宇霆、常荫槐被杀，是东北近现代史上特别是张学良执政期间的重大事件。

杨宇霆和常荫槐,在张作霖执政时期都曾担任重要职务。杨宇霆,1885年8月29日生于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幼时有“过目成诵之才”的赞誉,1904年,考中清朝末班科考秀才。后就读奉天省立中学堂,一年后即被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学成回国后,历任炮兵队队长、管带,东三省讲武堂教官,陆军部一等科员,东三省军械厂兵器科长、管带、弹药队长、厂长等职。1916年,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后,杨长期充任奉天督军署参谋长、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等要职。

常荫槐，吉林省梨树县人。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被张作霖任命为军警执法处处长。此后经杨宇霆推荐出任奉天全省清乡总办,1925年出任京奉(京沈)铁路局局长。1928年7月,出任黑龙江省省长,同时仍兼任京奉铁路局局长。

杨宇霆和常荫槐在张作霖时期,是奉系集团的重量级人物。在张作霖时期,杨宇霆身兼数要职 ,位居首辅。“由于其所处地位之特殊,也养成了专横跋扈、盛气凌人的作风,平时除老帅以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张作霖死后，这二人辅佐张学良执政东北。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后,“杨不仅不稍敛抑”,而且“专横更甚 ”。

在东北易帜前,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东北易帜后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总司令,是东北最高军政长官。而杨宇霆坚持不同意张学良为其安排的任何职务,当时仅是东三省军工厂督办,两人职位相差悬殊。然而,在杨宇霆的眼里,张学良“只不过是一个好玩的公子哥儿罢了”。特别是后来,张学良染上严重嗜好,精神、身体皆欠佳,更使杨宇霆对他轻视。在杨宇霆的“口头笔下,从未奉张以尊称,仍如往常呼之为汉卿”。在不得已称官称时,也当众用小字眼呼之:“司令官儿 ”。对张学良常用“小夥过来,我语汝”,甚至“在稠人座之中,予张以难堪”。张学良对杨宇霆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

常荫槐写信给蒋介石,提出“东北之事不必找张”。常荫槐请去南京开会的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给蒋介石捎去一封信,吕荣寰是法律意识淡薄,还是政治意识过强,我们现在不能揣测。他将这封信拆开看了,发现常荫槐竟然在信中写道:“东北之事不必找张,他每天打毒针,跳舞,不务政事,有事找杨督办或是我即可”。吕看后将这封信交给了张学良，令张气愤不已。

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一同来见张学良。向张提出要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理由是中东铁路是中苏合办,不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管辖,如果成立铁路督办公署,可将所有铁路纳入管辖范围之内。杨宇霆已将成立公署的文件拟好,由常荫槐出任公署的督办。张学良说,这件事涉及外交,应慎重考虑,东北的局势刚安定下来,不要因此引起外交上的纠纷杨宇霆当时坚持要张学良马上签字同意。张学良不露声色地约他们晚餐后从长计议，实则坚决下定决心除掉二人。

杨宇霆和常荫槐对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竟如此轻视,甚至是专横跋扈,在那个法治还不健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容易招致杀身之祸。哪怕他们既无致死之由,也无应杀之罪。

这里面还有段插曲。张学良说事先丢了六次银元，如果袁大头在上就杀人，结果全都押对了。也许，张学良此举只为了说明，他枪杀杨、常是符合天意的。

当晚19时左右,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一同来到大帅府老虎厅会客室。张成泽是开会期间被当众抓走的，东北二高官则也毫不知情，6名全副武装的卫士夺门而入，将杨宇霆和常荫槐分别按住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二人阻挠新政，破坏统一，将你二位处死，立刻执行。”举枪就打。

张学良于第二天上午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郑谦、臧式毅、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杨常已被杀。众听此言,惊愕不已。张让秘书长郑谦草拟电稿,郑“提起笔来只是摇头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改刘鸣九执笔,终拟出电稿。事后陆续发布了《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布告》、《张学良致中央政府通电》、《张学良致三省父老电》、《追述杨常伏法经过详情》、《杨常伏法之判决书》等。

对外宣传杨常的罪状是:“暗结党羽,图谋内乱,勾结共党,颠覆国府,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侵款渎职。”“于本月十一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人列席,当众按状考问,皆已俯首服罪。” “审讯历四小时之久,咸认为私运军队,勾结党徒,图危国家,均属确凿有据”,已构成“内乱罪”和“叛乱罪”,“遂依法判决,立地执行枪决”。

为此,还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 张学良亲自与记者谈话,说“处决杨常,确实经过相当之法律手续”。其实根本没有经过审讯，都是当即除掉，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刘鸣九回忆文章所说,当时公布的材料都是枪杀杨常之后,由秘书人员炮制的。刘鸣九还强调:以“叛乱”罪名加诸死者,实无根据。

笔者王锦思注意到，学者们分析，从上述杨宇霆、常荫槐各种轻视长官或专横跋扈的所作所为看,显然犯有从政之大忌。其实，杨宇霆除了和常荫槐关系密切外,没有发现他有意勾结任何人。既无图谋内乱的行为,更无实施内乱的力量。说杨常“勾结共党,颠覆国府”,这更是莫须有的罪名。其他许多罪名也有夸大之嫌。

问题的性质,是犯规、犯错、犯忌，而不是犯法、犯罪。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使杨常严重犯规,或者说是犯罪,也不应采取这种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的方式,而将其处死。但考诸事实都属于从政作风和工作经验的范畴,均未触犯法律,当然也无应杀之罪。走入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固然土匪横行、专制残存，但是民主人权等理念开始落地生根，一向蛮荒的东北也不例外。张学良这样做,实际上是沿用了中世纪喋血“功臣”的老办法,来处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

据张学良的一位亲信说:张学良与杨常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上”。张学良强调“我不杀他, 我这个司令无法干了,都听他的,我算什么司令呢”,是对权力之争的明确注释。这是导致悲剧发生的社会背景,同时也有东北奉系集团的特殊环境,更有张学良的个人因素。

随着政治禁忌的开启，耀眼的张学良光环下出现了某些阴影。张学良主政东北，固然政绩斐然，但是专制化管理，并以极端手段处决即无取死之道更无应杀之罪的杨宇霆和常荫槐，使他连一个真正的副手都没有。“自杨宇霆被杀而奉事不可为”。九一八后，张学良曾排斥的吉林部队与他分道扬镳。

人们普遍认为张学良是“自毁长城” 。常荫槐精明强干,魄力非凡,在任省长期间,励精图治,颇有作为。他曾是修建打通(打虎山至通辽)铁路,整治北宁路(北京至沈阳)的得力主持者,他死后,东北交通事业的管理失去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比不了金正恩，张学良上面还有人，那就是蒋介石。他把处死事件正式报告南京政府，并昭告东北各市县。为稳定人心，还通电全国，明令宣布：凡杨、常重用之官员，如不违法，概不株连，从而使局势迅速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