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有部分学者认为日本对华援助应该放进教科书。理由是，历史问题和钓鱼岛争端不是中日关系全局，长期僵持对中日两国不利，两国应走向和解，走向合作。著名评论员马立诚进而认为，中国片面教育和片面宣传要对仇日行为负有一定责任。他说，在新加坡的教材里，对日本侵略有揭露，但对二战后日本的援助也有写入。他指出，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期间，对中国做过150项重大工程的援助，我们的教材一个字不写，这就使得人们对日本历史认识不够全面，陷入到仇恨之中。
不仅是马立诚，去年9月份，大概有一千名中国知识分子签名写信，呼吁理性对待钓鱼岛争端，要全面介绍历史，对日本战后的援助也要写，使我们的青少年能够在一个正常的、强调友谊的环境里成长，而不是只记住仇恨。
笔者认同马立诚等学者的部分主张，比如应该从宣传仇恨、主张报复从这个圈里走出来，全面认识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但是王锦思对于日本对华援助这样的问题放进教科书是否可行存在疑虑。
日本外务省日本官方发展援助（ODA）数据显示，1979年-2010年间，中国共获得日本33164.86亿日元（约2638亿元人民币）的开发优惠贷款、1557.86亿日元（约124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以及1739.16亿日元（约138亿元人民币）的技术合作资金，总金额高达36461.88亿日元（约2900亿人民币），涉及项目200多个。即便是在2005年至2010年间，日本对华援助有所减少，2008年起更是终止了对华开发优惠贷款项目，但加起来也达到2101.98亿日元（约167亿人民币）。30多年来，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1990年代日本曾长期占据全球最大援助国的位置），而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60％以上来自日本。
胡锦涛主席在2008年访问日本的时候，和日本领导人签署了中日之间的第四个重要文件。胡锦涛主席签署的文件里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日本在战后60多年来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另一句是：日本始终为维护国际和平做出贡献。马立诚觉得领导人所主张的，正好是新思维所主张的。
不管是对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款的感谢，还是中日贸易往来的客观需求，中国官方和许多学者认为日本援助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起飞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遍布中国的援助项目还将继续见证着中日关系的风风雨雨。
但是对于日本对华援助需要审慎分析。我们看到，在对中国起到作用的时候，也存在部分问题。日元贷款的项目，大部分都要由日本企业承接，或者参与。毫无疑问，日本企业从中又赚走了部分利润，有些援助也没有达到中国设想的效果。
中国教材也就是教科书，应该放进中国重大历史变革和社会民生，包括抗日战争更需大力宣传。日本对华援助固然重要，但是相比更具全局性的、历史性的改革开放、航天事业、世界局势等学生更需要关心的重大历史事件，只是局部性的阶段性的次要问题。中国教科书版面有限、页数有限，不适合什么都放在里面充数，何况中日关系尚未彻底缓和，中国民间情绪并没有平息。因此，日本对华援助通过媒体等渠道适当宣传可以，放进大中小学教科书这样的考虑目前还不合时宜，应该谨慎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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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锦思，北京“锦标堂”工作室成员。首倡九一八全国鸣警报、国家领导人出席等内容的国家级纪念抗战活动。收藏东北、北京、孔子儒学、日本侵华、中日友好等主题史料文物。王锦思著作：《发现东北》《图说抗联》《发现抗战》《超越日本》《日本行中国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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