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条英机下令破获的东北间谍案

吉林卫视《关东》栏目6月1日2日播出  王锦思撰写

《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小说大家都很熟悉，反映在日寇侵占下的哈尔滨，我党坚持敌后斗争的惊险而又传奇的故事。可是当时夜幕下的齐齐哈尔，您或许并不熟悉。那里的斗争更真实、更传奇、更惊险。

1936年初，日本关东军侵占的东北城市齐齐哈尔一片肃杀气氛，沦落在铁蹄下的同胞忍辱含垢，但是有一批抗日志士坚持战斗，将精心搜集的日伪情报用电台等方式发送给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组织，提供了重要依据和价值。

面对忽隐忽现的密码电波，日本侵略者惊恐地意识到，一个抗日情报基地已经在齐齐哈尔建立起来，可是齐齐哈尔如此之大，电台在哪里？怎么能侦察到他们的活动呢？

    关东军宪兵队和日伪特务机关为了尽快找到电台，统一行动，精心炮制了一套搜寻计划。于是，他们在全城范围内突然开始断电排查，一时间呼啸的警笛声，日伪军警宪特的踹门声，夹杂着狼狗家犬的叫声，让整个城市人心惶惶。敌人闹腾了半天，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这一尴尬的局面，不仅让齐齐哈尔日伪军警茫然无措，也让远在新京，也就是长春的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中央警务统治委员长，后来担任日本首相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如坐针毡。

1935年9月，东条英机到任中国东北，他老谋深算、凶狠毒辣，一方面大刀阔斧地向伪满洲国各行政区增加关东军宪兵的兵力，将魔爪伸到东北各地，并加强精神控制，要求不择手段扑灭反日、抗日运动。同时整合机构，把伪满洲国的警察组织收编在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之下，特务情报组织日趋完善，编织成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一个蜘蛛网般的特务情报网，使得他作为中央警务统治委员长更加名副其实。

半年不到，新官上任三把火，东条英机自以为收效不小，但是在齐齐哈尔竟然突然出现一个情报基地，简直是太岁爷头上动土，东条英机总觉得在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里有双双犀利的鹰眼对着自己窥伺，这个通晓反间谍手段的对手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组织者是谁？是国民党、共产党、东北军余部？还是苏联和共产国际？东条英机召集部署反复琢磨，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进一步加强反情报工作的进行。

几个月又过去了，1936年7月，驻扎在哈尔滨的特务组织破译了齐齐哈尔的一些情报，当这些情报送到东条英机手上的时候，这个冷血加铁腕的敌酋惊得倒抽了一口凉气，让他想不到的是如此重要价值的情报落到敌手。原来这些情报竟然涉及到日本秘密进行的“东方马其诺防线”。

闻名于世的马其诺防线是1927年至1936年法国为防止德国入侵修筑在法德边境的防御工事。东施效颦，日军在中国东北和前苏联的国境线上也如法炮制，秘密修筑了大量的筑垒地域和地下要塞，其规模之大，堪称当时亚洲之最，关东军称之为“东方马其诺防线”。　

根据来自齐齐哈尔的这些秘密情报，苏联初步分析，日军固然有进攻苏联的企图，但是还是以确保防卫态势为主。此后，日本对苏联发动过两次试探性的进攻。一次是1938年8月份的“张鼓峰事件”。第二次比较大规模的就是1939年5月份到9月份的“诺门坎事件”，结果都战败而还，日本对苏联北进政策发生了动摇，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暂时全力巩固在中国侵略的地盘。

由此可见，来自齐齐哈尔的这一系列的情报意义非常重大，对于苏联整个对日政策和二战期间的战略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否则，关东军宪兵不会把对齐齐哈尔这个情报站的侦破工作冠以“极秘”字样加以评级。

究竟是什么人，或什么情报组织，掌握了如此尖端的日军情报，狡猾的东条英机不免一次次陷入了沉思。

当案件始终难以突破的时候，1936年9月20日，中苏边境线上的战略要地孙吴出现了一个转机。日本关东军北黑线警务所在巡逻中，抓获了一个名叫高立良的情报人员，孙吴警务所顿感案情重大，立即把情况汇报给中央警务委员会。中警委派人连夜赶来，对高立良进行突审，高立良经不住威逼利诱，供出受苏联派遣的蔡秀林和关奎群正在附近搜集军事情报。日本宪兵队逮捕了蔡秀林等人，在严刑逼供下，蔡秀林供出了齐齐哈尔情报站的全部情报，特别供出了张永兴等情报站的领导人员。

那么，隐藏在齐齐哈尔的情报站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莫非张永兴领导的这个情报站，就是让他们头痛了两年多的秘密组织？

1934年4月，张永兴、闻汉章潜入齐齐哈尔，成立地下秘密情报站，专门从事国际情报工作，通过电台和交通员直接或间接地把日本关东军在齐齐哈尔、海拉尔、讷河、洮南、公主岭、白城子等地的军事布防、兵力调动、军火仓库、机场、医院等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苏联红军远东军区情报部门，然后再由这里转往莫斯科或延安。

由于情报站最初缺乏安全性，1934年底，张永兴经过周密思考和精心选择，将家搬至一个小院，由两间瓦房组成，房屋高大，院墙也高，院子宽敞，街巷深来往行人少，便于设立秘密电台。

“家”安顿好后，成立了党组织，张永兴任支部书记，闻汉章、许志岚任委员，发展了20多人作为外线情报员，一个侦查目标明确、分工严密、情报准确快捷的情报系统由此开始运行。苏军远东军区情报部门授予张永兴的情报站代号为“波波夫”，由第四情报科直接领导。

无线电收发报工作开始由闻汉章负责。1935年底，由在苏联受过专门训练的张庆国(又名张克兴，张永兴的胞弟)担负。短短两年多时间，张永兴通过电台等手段向苏军提供了大量的日军机密军事等情报。据日伪档案记载，仅电台传递情报，1935年就有50次，1936年截至10月达36次。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尽管张永兴的秘密电台隔一段时间就更换频率和密码，但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还是发现了它的一定规律。于是，带着测向仪的特高课汽车整日穿梭于大街小巷，气氛十分紧张。

1936年8月，张永兴突然接到上级指令，要求他火速到苏联汇报工作。一个月后，情报站突然出现意外。就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蔡秀林等人，在日本关东军的严刑逼供下，供出了齐齐哈尔情报站的全部情况和情报站负责人。

事不宜迟，东条英机很快就签署了抓捕通苏间谍张永兴等人的通缉令。这样日本宪兵队在齐齐哈尔以及边境撒下大网，准备逮捕张永兴。张永兴家门附近，时刻有特务监视。

11月4日，日伪军警戒备森严。刚刚从苏联秘密回来的张永兴，敏感地发现这里的气氛有些异常，就没有仓促回家。17日晚，悄悄潜回家中，想转移电台、收发报机和小库房里的几百封文件情报。可是破门而入的大批特务，迫使张永兴情急之下从后院逃走。次日，张永兴和他的五弟、发报员张克兴等5人在中央路旅社情报点被捕。1月到25日，除闻汉章等3人外又有14人被捕。日本人在他家起获了秘密电台、照相机、化妆工具、活动经费和500多份尚未发出的日军机密文件，由此齐齐哈尔情报站被彻底破坏。   

作为“中国的佐尔格”，张永兴的结局与佐尔格很像，佐尔格是在东京向苏联发报时被捕的，而张永兴则被捕在齐齐哈尔。

东条英机怎么也没有想到，让自己冒了无数冷汗的对手，竟然是几个穿长袍的中国人！由于谍报案涉及了日本侵略者最高的军事机密，东条英机特意从日本请来了谍报专家山本庄之柱大佐，来到齐齐哈尔进一步侦破。 

山本大佐把全部卷宗都看了，非常惊讶：这样一个普通中国人所领导的情报站，怎么能够刺探到日本关东军最机密、最顶端的情报？他把情报来源画了一个图表，让他几乎惊呆了。无法想象，用最原始的收集手法获取的军事情报竟然触及了最高军事机密——东方马奇诺防线，山本大佐惊呼，如此间谍奇才世上难得。 

    为了获取更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情报站根据日伪重要设施分布状况精心设计，对情报点做出了有针对性的巧妙布局，在兵营、仓库、机场、车站等附近，开办鞋帽店、水果摊、旅馆、烟草行、养鸡场等，以做生意掩护，情报员各司其职，密切监视，这就是“圈地谍报”。比方说，在机场旁边建立了养鸡场，饲养员实际上是谍报人员，名为养鸡，实际上“看机”，观察日军飞机起降的情况。有的人到铁路部门了解军列发车的时间，运送的地点，运送的物资，以及去向等等。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情报人员甚至深入到日军兵营内刺探，那么怎么进去呢？比如假装劳动，趁出入之机从垃圾场或焚烧场捡拾纸屑获取情报，或窃取文件，得到蛛丝马迹的情报，这就是“渗透谍报”。

另外，以《民生晚报》记者做掩护的两个情报人员，经常借采访之名，游山玩水，搜集各地的军事情报，被称为“移动谍报”。

张永兴被捕后，东条英机随即发来密电，指示属下极力收买张永兴，希望发展他为日军秘密工作人员。日本宪兵对被捕人员进行突击审讯，试图劝降张永兴和张克兴：“只要不再给苏联传送情报，而是把苏联的情报传递给日本关东军，可以既往不咎。”显然，日军想要把他们发展成自己的“双面间谍”。

据吉林省档案馆一份关东军审讯记录“关宪高第1154号(敌伪)档案”记载，张永兴和张克兴在审讯过程中英勇不屈。

为了达到目的，日本特务机关做了周密的设计。在利诱之前，先进行酷刑威逼，张永兴多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但是仍然不吐露一点情报，张永兴的五弟张克兴同大哥完全一样。

    遵照东条英机的指令，第二步劝降，希望张永兴等为他们工作，条件是可以在日本定居，在伪满洲国可以担当县一级的官员；第三步是亲情战略。日本人把张永兴的妻子和孩子抓到宪兵队，毒打他年仅3岁的儿子。可是这些都没有动摇张永兴的信念，他紧咬牙关，依旧不透露半点情报。张永兴瞪着眼睛甩出来几句话：你们别问了，我就是死也不会对你们说的，你们侵略了我们的国家，我们还能投降你们？     

    是生是死，何去何从。东条英机费劲思量。这时一个意外让他不再做最后的纠结，断然下了狠心。

    1936年12月31日下午，关押张永兴齐齐哈尔市日本陆军监狱，突然发生了105人的集体越狱事件，部分被关押的抗日志士，趁日本军警送饭之机夺取武器集体越狱。关东军宪兵队立刻召开会议，担心夜长梦多，万一张永兴跑了对关东军的危胁就太大了。东条英机密电批示：苏联间谍张永兴，此人头脑清醒，生性顽强，保留下来对日满危害极大，应按当初拟定方针，收买不成则枪决。　　

1937年1月5日下午4点，齐齐哈尔市下起了鹅毛大雪，几辆警车在呼啸的寒风中迅速地开到了北郊的白塔附近，在一片乱坟前停了下来，张永兴特大谍报案的八位中国人被推下了车。按照惯例，刽子手在临行前给每个人发了一支香烟，八位壮士接过香烟面带微笑互相道别…… 

就这样，张永兴张克兴等人英勇献身。

1948年，当地党组织找到了张永兴兄弟的遗骨，把他们移葬到齐齐哈尔西满革命烈士陵园。4月5日，西满革命烈士陵园举行落成典礼和烈士安葬追悼大会，朱德总司令题词: “浩气长存”！

    英雄事迹光辉永存，不料半个多世纪后却出现了意外的插曲。《我的忏悔》一书作者土屋芳雄是参与抓捕张永兴兄弟的日本宪兵之一。根据土屋芳雄自述，他在搜查逮捕张永兴的行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张克兴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供出了哥哥张永兴的藏身之地，然后张永兴在敌人的软化政策之下，投靠了日本人，供出了组织的全部情况。

如果真的如此，显然和我们上述了解的大相径庭。那么，张永兴究竟是英雄还是叛徒？这不免让人对这位传奇般的英雄身世产生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