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礼贤：孔子的德国弟子

清末，向世界推介中国最成功的人是德国人，叫卫礼贤。他原名为理查德·威廉，来中国后取名为卫礼贤，字希圣，信儒教，并自称是山东人。

1873年10月10日，卫礼贤出生于德国符腾堡王国的首府斯图加特，父亲是手工业者。1895年8月，卫礼贤结束了首次神学职业资格考试，从事牧师工作。后来，作为传教士来到青岛，办教育、医院，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翻译出版了《老子》、《庄子》和《列子》等著作，还著有《实用中国常识》、《老子与道教》、《中国的精神》、《中国文化史》、《东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等等，被誉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的功臣。

1899年，卫礼贤来到中国，试图开始他的传教生涯。“呵护在殖民地的德国的灵魂”。卫礼贤到达中国的第一站是上海，随后乘坐往返与上海和北方外港的海岸小火轮，“烟雾笼罩的崂山忽然升起在海面之上，不一会儿小火轮到达青岛”。

卫礼贤住在青岛安琪儿旅馆，而公鸡则大摇大摆地站在他的床上……第一次骑马出游，用好奇的眼光观察中国风情，用诗一样清新的文笔描写美丽的青岛乡村和北方的夜晚，并且远行到即墨，感受到“冒险的欲望充斥在新殖民地的空气里”，“欧式房屋一间也没有见到，旅馆和其他几座建筑尚未完工，都住在中国渔民简陋的茅屋里。……街道正在修建，山上开着又宽又深的沙沟。”

卫礼贤学习中文，进步飞速，也许他的心灵已经和青岛融合。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一直在反思西方的传教方式，“我在中国没有为一个人洗礼，所以我也许能够走得更近，真正触摸到中国人的本质”。

卫礼贤对山东很有感情，到潍县、青州、济南、泰山、曲阜旅行，记录了当地的名山大川、风土习俗。在曲阜，他参加了孔子后裔的婚礼；在济南，他得到当时的山东巡抚周馥的接待。为了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他还到山西看云岗石窟，到杭州看西湖和秀美的园林，到当时的政治变革的中心武昌、南京和北京，感受时代的变革。卫礼贤目睹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看到了辛亥革命如何席卷中国大地，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脑海中随时都是东西方文化冲突、碰撞迸发的火花。

然而，和中国人通过带有阶级斗争特色的电影了解的传教士不一样，卫礼贤不属于那种宗教狂热分子，而是对文学与艺术有着较高天赋和良好修养，对于了解中华民族及其思想与文化有很高的兴趣，更由于看到中国人缺乏教育、公共卫生落后，他就没有传播上帝的福音，而是从事慈善事业，兴办学校、医院。

1900年5月，与新婚妻子开办了“德华神学校”。得到同善会的支持和资助后，于1901年建立起独立的校舍，定名为“礼贤书院”，并聘请了一些中国旧文人和新式知识分子担任教员，这些老师熟读儒家经籍，都是科举出身的举人或贡生。在平度籍举人邢克昌等教师的影响下，卫礼贤对《论语》、《大学》、《诗经》等儒家经籍的理解水平飞速增长，对中国古典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1902年底，山东巡抚周馥到青岛访问，胶澳总督欢迎并设宴款待周馥，小说《官场现形记》有一回就写了周馥的这次胶澳之行。周馥参观礼贤书院后，授予该校派学生参加山东大学堂考试的资格。

卫礼贤最钟情的还是儒家文化。他为自己取的汉文名字，字希圣，以及自命为儒家弟子，都体现了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早在1903年，卫礼贤就在青岛做过一个学术报告，题目是《孔子在人类代表人物中的地位》，对孔子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孔子诞生地山东，这无疑是关公面前耍大刀，鲁班门前弄大斧。后来，该报告还出版了单行本，在德语读者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外，他还于1909年在《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杂志上发表过《孔子的意义》一文。 当然，他初出茅庐，有某些不成熟的特征，认识理解尚显肤浅。

卫礼贤曾向德国当局建议在青岛办一所大学，德国与清政府采纳了这一意见，1906年在青岛开办了青岛特别高等学校（亦称德华大学）。1914年该校迁往上海，与同济医学专科学校合并为同济大学。由于师资力量雄厚，办学成绩优异，1906年清政府赏给卫礼贤四品顶戴，成为青岛赫赫有名的“卫大人”。

有人指出：“卫礼贤在青岛办教育，与德帝国主义统治者的根本目的有一定区别。曾培养出一批新式知识分子，既向中国介绍了西方，又向西方介绍了中国。”

修筑胶济铁路时，德国侵略者在高密与当地农民发生冲突，遭到坚决反抗，最后被迫撤军,并由德国天主教会主教卫礼贤牵头,组成医疗队,在高密各界绅士的协助下,深入抗德各村庄,为受伤群众进行免费救治,对死难群众进行抚恤救助,并在沿线村庄设立医院、学校,帮助农民疗伤看病,资助农民子弟上学。

1911年辛亥革命后，许多满洲王公和前清大臣都在青岛找到了避难所，卫礼贤见其中有许多是出身翰苑的饱学之士，就与康有为在礼贤书院内建了一所“尊孔文社”。尊孔文社不仅是研究儒学的一个机构，还是卫礼贤联系前清遗老的一个组织，在这里人们不仅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也经常进行中西学术交流，既安排中国学者讲授中国文化，也安排德国学者讲授西方文化。将《论语》《道德经》《列子》《庄子》《孟子》《易经》《吕氏春秋》《礼记》等译成德文，向德语读者译介一些儒家典籍为主的中国古典作品，迄今仍在西方再版发行。为青岛“德华神学校”的中国孩子们学习德语而编写了许多教材，主要有：《德汉语言练习册》、《德汉语言教科书——汉语课文》等教材。与此同时，还翻译《三字经》《诗经》《三国演义》《聊斋》和《吕氏春秋》等。

1910年，他翻译的《论语》全文由迪德里希斯出版社出了第一版，代表着他的最高成就。还向西方尤其是德国读者介绍中国的风土与人情、历史与文化、现状与人物等。如《中国的乞丐》、《山东省的教育》、《关于中国的形势》、《中国的天文学——据中国文献资料编写》、《中国的社交礼仪》、《山东的丧葬风俗》、《历史上中国与外国的联系》、《中国女孩出生的风俗》、《德国在中国的文化使命》、《中国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和《中国的海军》《西藏问题》、《中国的青铜器收藏》、《所谓秦始皇焚书事件》、《中国的文化斗争》、《国民党的影响》、《袁世凯》和《西方科学与中国科学的区别》等。这些介绍虽然大多带有猎奇的性质，而且缺乏深入的背景分析，但也明显表现出卫礼贤对广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关注，已经难能可贵。 　

1911年后，卫礼贤除继续坚持办学外，更多地转向了学术研究领域，尤其是学术翻译工作，在整个欧洲都赢得了声誉，因为卫礼贤翻译的水平是最好的，奠定了卫礼贤作为翻译家和汉学家的地位。

随着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思想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卫礼贤开始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研究中国，而不再仅限于做一般性的介绍。其中，《中国——民族与特性》(青岛，1911)和《辜鸿铭：中国对欧洲思想的抵抗(批判文集)》是这一时期两部较重要的作品。

1914年，卫礼贤创建尊孔文社藏书楼，这是青岛第一个现代图书馆，亦为中国早期图书馆之一。

1921年底，卫礼贤被任命为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科学参赞，这使得他有机会跟“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分子如蔡元培、胡适等建立联系。1921年他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教授德国文学，并创办了“东方学社”，之后作为法兰克福大学的著名汉学家，进入汉学生涯的黄金时期。

1925年11月4日，在法兰克福建立了德国第一个“中国学社”，创办了数种汉学研究的报刊，主办各种中国文化报告会和展览会，涉及文学、艺术、绘画、建筑、工艺等领域，帮助西方人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吸取其精华。除此之外，中国学社也是中国留德学生的活动中心。在此期间他创办了《中国学刊》（后更名为《汉学》）。他还邀请胡适作学术报告，陪诗人徐志摩作欧洲之旅。1928年，徐志摩写诗《小花篮》，题记“送给卫礼贤先生”，是年3月23日发表在《晨报副镌》，以纪念一年前卫礼贤陪伴他游览德国。就在这一年，他写作的《中国的精神》一书，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在整个欧洲大陆和北美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黑塞在读完《道德经》译本后写道：“中国哲学家老子，在以往的两千年内并不为欧洲所知，但在过去的15年内却被翻译成了所有的欧洲语言，他的《道德经》也成了一本时髦书。”

《易经》译本是在劳乃宣向卫礼贤进行详细且深入的文本解释的基础之上，加上他自己的西学背景而产生的，是卫礼贤耗费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从开始着手学习、研究和翻译它，到最后出版，花费了卫礼贤几十年的心血。1951年在英国和美国出了英译本，荣格专门为此书写了前言。之后又被译成了荷兰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上世纪70年代，英译本在美国成为嬉皮士运动的神书。

　1931年卫礼贤去世，不到57岁，可谓英年早逝。

中国著名的新儒家张君劢(1987—1968)在其《世界公民卫礼贤》一文中说：“卫礼贤来到中国时，是一名神学家和传教士，他离开中国时却成为孔子的信徒”。 卫礼贤感慨地说，作为传教士他没有给任何一个中国人行过洗礼，自己反倒变成了踏实的孔教徒，这是他本人和教会始料未及的。

在新中国成立前，卫礼贤对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就为学术界所肯定，为了纪念他，波恩还成立了卫礼贤翻译研究中心。不过，卫礼贤在对待中国文化方面从一开始就具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对中国古典文化尤其是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唯美主义和理想主义倾向，由肯定到狂热赞扬，最后甚至发展到几乎是顶礼膜拜。

综观卫礼贤的整个汉学生涯，他从一个新教传教士成为一个儒家信徒，从一个翻译家成为一个著述家，从一个神学家成为一个汉学家，从一个德国人成为一个“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和“两个世界的使者”，最终完成了他人生的转变，跻身于世界著名学者和汉学家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