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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大代表东北脱险记



中共六大代表东北脱险记

摘选自王锦思撰稿的《发现东北》、吉林卫视《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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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618日至7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市郊的兹维尼果罗德镇塞列布诺耶别墅举行。

鲜为人知的是,由于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惊险动荡,中共六大代表都是冒着千难万险,取道东北的红色通道进入苏联境内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在中国东北境内修建了中东铁路,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相通,并且持有经营权,成为连接中国和欧亚的交通要道。女作家肖桂贤在《绥芬河传》中写道:“遥远的1899年6月,一条铁路在春天的季节里钻过隧道,穿越国界,蜿蜒着爬进了这块荒无人迹的山区,从此开始了一座城市的历史。”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也可以说,马列主义的传播,也伴随着中东铁路列车汽笛的嘶鸣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屠杀工农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并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血腥屠杀共产党员。一时间,黑云压城,血流成河,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处于这样一种险恶的环境,面对如此凶残的刽子手,在中国国内举行中共“六大”显然是不适宜的,经过反复考虑,中共中央最终确定1928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中共“六大”,并及时向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发出了请示电,并得到了同意。

  当时的东北不属于国民党统治区域,但是奉系军阀盘踞在此,也是一股顽固的反共势力,见到共产党员犹如饿狼碰见猎物一样,而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占据了东北部分地区,也对共产主义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1928年5、6月间,中共“六大”代表在上海集合后,冒着生命危险,踏上了吉凶未卜的北上行程。除小部分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再到莫斯科外,大部分代表由北京经天津至哈尔滨,或由上海经大连乘坐中东铁路火车至哈尔滨,再分别至满洲里和绥芬河,偷越中苏国境。   

中共代表瞿秋白离沪前,先同周恩来及准备留守国内领导革命斗争的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共同研究了国内工作的部署。4月30日,瞿秋白第二次动身去苏联,头带礼帽,身着西装,手提皮包,撑着雨伞,告别了妻子杨之华和女儿瞿独伊。然后,冒雨从外滩码头悄悄登上轮船,在茫茫大海上整整航行了两天。到达大连后,又改乘火车沿中东铁路北上,再通过满洲里的秘密通道出境。旅程漫漫,道路曲折,瞿秋白凭着长期白区斗争的经验,甩掉了敌人,闯过了险关,5月中旬率先抵达莫斯科。

此后,同样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带着女儿瞿独伊,与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一起从上海出发到大连,辗转到哈尔滨。

《潜伏》和《悬崖》等反映我党地下斗争的电视剧活灵活现,而真实的地下斗争无疑更为惊心动魄、紧张万分。

在这里应该提一下哈尔滨国际秘密交通站的作用。

为了保证参会代表的安全,中共中央委托中共哈尔滨县委设立了秘密接待站。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和哈尔滨县委书记李纪渊、阮节庵等优秀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斗智斗勇,传递重要文件、情报和资金,躲过敌人盘查,掩护和护送革命同志安全出入中苏国境,用鲜血和生命架起了一条红色交通线。

值得一提的是,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虽然不是中共代表,却是当时最小的地下工作者呢!她1921年生于上海,刚刚7岁。党组织根据带着孩子便于掩护的特点,安排了杨之华协助中共六大接待站接送代表,因此瞿独伊就懵懂地参加了革命工作。母亲教给瞿独伊说:如果有人问来的叔叔是谁,你就说是“爸爸”,聪明而又天真的瞿独伊乖乖地答应着,不仅认了好几位“爸爸”,而且还帮助妈妈圆满地完成了接待任务。不过,后来她不叫了,为什么?那么多爸爸谁相信?就不再叫他们爸爸了,毕竟那个时候还不懂事。

最为惊险的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经历,说来让人感到后怕。5月初,周恩来、邓颖超扮作一对古董商夫妇,乘坐一艘日本客轮由上海出发。

据邓颖超回忆,当轮船刚停到大连码头,正准备上岸时,遭到几个日本警察盘问。这时的大连是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警察首先问周恩来同志是做什么,周恩来镇定地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姓王。又问你们做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周恩来又回答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是去吉林。问去干什么,周恩来说去看舅舅。

狡猾的日本警察还是觉得周恩来可疑,当即带到警察局。又详细询问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周恩来回答舅舅叫周曼青。

问:你舅舅是干什么的?

周恩来回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

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

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

周恩来同志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

日本警察仔细端详周恩来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空气一下紧张起来。

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面对一系列盘问,周恩来同志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机智的周恩来被盘问完了,将计就计,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让警察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

邓颖超回忆说:“我与恩来同志分开了。我住进旅馆,等候恩来同志回来。大约两小时后,恩来同志来到我的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我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我立即烧毁。我马上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里。”

两人上车后发现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聊天,原来这是跟踪的日本特务。他们在长春站下车时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没有名片,于是装着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住进长春的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夫妇二人回家了。为什么未直接去哈尔滨而绕道吉林呢?他们担心日本警察厅去查问伯父有王某的外甥没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惊扰了伯父。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两人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三弟陪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 

可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人士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同志,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同志,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他的联系,又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

1985年,邓颖超回忆,“一路上的险境,由于恩来同志的机智、镇定、沉着,泰然无事地对付敌人的盘问,终于脱险了。”

代表们到哈尔滨时,每人都带了一根折断的火柴棍,这是做什么用的呢?原来这是用来到马车店接头的物证。张国焘提醒其他代表,因南方代表语言容易暴露,尽量不说话,一切由当地工作人员出面。每个代表离开哈尔滨时,携带一个号码牌。在满洲里下车后,根据手中号码找到带号的马车,不必说话,点点头即可上车,随即向中苏边境奔去。到达边境,夜幕已经降临。对守卫边境士兵巡逻路线摸得非常清楚的马车夫,在夜幕的掩护下,迅速越过边境,进入苏联境内,驶入一条荒芜的土道,两侧是广袤的草地。神秘的旅客换乘火车,7天后到达莫斯科,再用马车来到开会的地方。在哈尔滨从事地下斗争的杨之华带领女儿完成护送代表的任务后,最后到满洲里出境。

现在,哈尔滨市道里区的哈尔滨画院,就是秘密接待站旧址。外墙立面上有一块白色大理石标识牌,上面写着:“1928年,中共哈尔滨县委在此处接待并护送瞿秋白、张国焘、罗章龙、周恩来、夏曦等40多位代表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根据绥芬河博物馆馆长于观春介绍,许多代表由哈尔滨到达绥芬河后,由地下交通站安排与一个俄国铁路工人接头,并在他的家中休息吃饭,晚上带路出境,翻山涉水,要走很长时间,第二天早晨才到达苏联境内的约定地点。

各路代表分头出境,经历千辛万苦,最后到达莫斯科

612日,斯大林接见了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向忠发、李立三、邓中夏等人。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在《我的中国缘分》一书中谈到当年斯大林接见中共六大代表的情况。会见是在绝密条件下进行的,最关键时刻斯大林把速记员都打发走了。斯大林和中国同志长时间地讨论了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发展规律。

6月18日,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开幕。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中央政治局,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等7人为政治局委员,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席,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

会议闭幕后,代表回国的路线却发生明显变化。有史料说,周恩来与邓颖超乘坐轮船从欧洲回到上海。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不然。从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的要从绥芬河回国,从绥芬河进入苏联境内的要从满洲里回国,这是为什么呢?

根据绥芬河博物馆馆长于观春分析,这是为了避免重复经过一个地方引起敌人的注意,于是取道几千里以外中东铁路的另一端。

周恩来与邓颖超、李立三等四人一同来到绥芬河。一个雨天,一名白俄交通员赶着一辆拉饲草的马车掩护,四人藏在饲草里,在安全到达绥芬河后住进铁路公寓,后又经火车转移。

楚图南回忆,代表回来时,通过绥芬河昼伏夜行,路上又逢大雨,衣服都淋湿了,捆在裤带里的文件也都湿了。周恩来路经哈尔滨时,住在天津南开同学吴玉如家里几天,进行休整和烘干文件。

在哈尔滨的几天里,楚图南汇报国内情形,把鲁迅渴望与共产党交朋友的来信内容说了一遍。周恩来认为应该团结、争取鲁迅,为革命斗争服务。由此可见,这条“红色丝绸之路”还为鲁迅与党的联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赵毅敏和妻子凌沙同志在绥芬河开了一家双合盛杂货铺,以此为掩护。许多同志在苏联穿的都是西装,需要背一批中国衣服过来,在过境回国时给大家换穿。于是赵毅敏和一位来自上海的工人党员一同过境,将绥芬河地下交通站搞到的中国衣服装在麻袋里,再步行背过国境。冬天积雪很深,背着东西在雪里跋涉极为艰难,累出一身汗,风一吹冷得难受。

罗章龙夜渡绥芬河曾赋诗纪行:“紫霞垂野暮山焚,皂帽桦鞋夕进军。午夜星繁风正急,衔枚疾走渡绥芬。”

中共六大代表们为了革命信仰,万里迢迢,几乎人人都遇到过特务、警察的盘查。但是他们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像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那样,播撒马列主义的火种。

1937年4月以后,由于叛徒出卖,哈尔滨和满洲里等地的交通站大都被破坏,地下交通员大多被捕和遭到杀害,国际交通工作被迫中断。绝大多数交通员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保守了党组织的机密。幸存下来的同志继续战斗,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红色交通线继续发挥作用。1948年9月初,李鹏、邹家华等人经由满洲里赴莫斯科学习;1949年12月,毛泽东乘火车经满洲里首次出访苏联,往返均在满洲里留下了足迹。

而今,无论是满洲里还是绥芬河,无论大连还是哈尔滨,都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东北亚各国的人们在和平友好的氛围中,互通有无,交流沟通,红色通道正在焕发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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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思,又名TA、小蜂、一开,精通德语(家乡吉林德惠语言)。在北京从事文化传媒行业,多家门户网站博主,出版著作多部,首倡九一八鸣警报、国家级公祭英烈和死难同胞。收藏照片史料、孔子儒学、中外交流、名家匾额等。jinsiwa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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