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中日关系或好或坏的时候，我见过加藤几次，哪怕两国紧张对峙，正常的对话也是必须的。

在钓鱼岛问题争端正酣、中日之间距离越远之际，因为加藤嘉一不再普通，这次离开也成为中国网络上的小新闻。在我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加藤嘉一或许已经离开中国。而六十多年前，毛泽东写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表达了对这个美国驻华大使的嘲弄和蔑视。在伟人的字里行间，我们彷佛可以看到司徒雷登慌慌若丧家之犬的狼狈相。而我写《别了，加藤嘉一》，则没有嘲弄和蔑视这样的心态，只是总结和期待。

自从涉嫌否认南京大屠杀、遭到中国各界批评批判之后，加藤嘉一说自己，“变黑了，皱纹多了，头发也少了，感觉很陌生。”看来加藤嘉一很看重中国人的评价，毕竟是这块土地给了他在日本无法拥有的尊贵、围观、追捧，他自己也承认，“若说伊豆是我人生的起点，那么，北京是我成长的起点。”他还说了一句颇具日本汉奸的话：“若说日本是我身份的归宿，那么，中国是我命运的源头。”诚哉斯言,他不看重自己在中国人心中的评价是不可能的。

中国给了加藤成长的平台，就像矢野浩二一样，在日本平淡无奇，因为中国人知日、反日、厌日的需要就声名鹊起，某种程度上他们满足了中国人对日本的围观和厌恶，其实他们本身的努力也不可或缺，也不单纯是日本这个国家很特殊。

而在中国期间，加藤比白求恩还招许多中国人或势力的喜欢。出于研究中国的目的，他也研究许多中国人不甚了了的问题，比如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文化体制改革、北京精神、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大学扩招、核心利益…

不过由于中日之间围绕历史等问题太多，加藤嘉一就像一件巡展的娇贵的日本漆器，也必须经过各种摩擦碰撞，难免不磕磕碰碰。日本全面侵华八年，加藤是九年，不幸在临离开中国这个时候，因言论不当被理解为“否定南京大屠杀”，导致公开活动受扰。加藤嘉一显然缺乏必要的锤炼，难免措手不及，处置适当，回应似乎有些自相矛盾：“我从不觉得，这种局面对我来说意味着被动。”

在“不被动”之下，加藤被这种批判打击不小，“变黑了，皱纹多了，头发也少了，感觉很陌生。”加藤不可能不这样，他太看重中国，很在意，除了观点不被接受以外，还缺少机会在中国的公众场合出现。不过，他认为自己没有否定南京大屠杀，诸多中国公知也在为其辩护。也是的，他如果在讲话上再谨慎一些，不至于惹祸上身，中国人太看重南京大屠杀不容置疑的纯粹性了，哪怕仅就具体细节的模棱两可。

中国给他理解，追捧，但是也给了他批评评判，乃至辱骂和围攻。加藤似乎战败了，或许觉得带着这种心理离开不好，于是就“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大众舆论发表了一次声明，因为“考虑到日中关系，不能因我被误解而影响两国间关系的大局”，但是没说是为了化解自己的困境。“我想大声告诉大家，我爱日本，同时，我也爱中国。请你们相信我这句话。”这种解释还是不被理解，加藤孤独到了极点。

其实不仅是观点，有时候，加藤的为人也遭到误解。有的北大教授和在日本的华人学者认为他自我吹嘘过度遭人反感厌烦，并认为加藤为了讨好中国多次说中国好话，说日本坏话。而且说的场合都很微妙。在中国说日本坏，在日本说中国坏，比如加藤说日本出不了韩寒，因为压制人才，显得似乎矫情。

其实，我觉得就从总体而言，加藤在中国不乏批评中国，在日本不乏批评日本的言论。所有的误会或许不算什么，加藤所说，“误解与误解之间的碰撞，才是我塑造自我认同的接点。”经历过这次事件后，加藤肯定总结教训，成熟起来，不经历风雨不能见彩虹。加藤只是在物理空间上离开中国，他还会情牵中国，不断关注中国，把在大洋彼岸的心得通过网络传到中国，从更多的角度去分析，否则会被遗忘。如果能像井上清等日本学者那样说钓鱼岛是中国的，加藤将受到中国人众星捧月般的欢迎。或许，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当加藤说自己是个日本人，不会说钓鱼岛是中国的时候，他和中国人的鸿沟越发巨大。

王锦思，又名TA、小蜂、一开，精通“德语”（家乡吉林德惠语言）。在北京从事文化传媒行业，多家门户网站博主，出版著作多部，首倡九一八鸣警报、国家级公祭英烈和死难同胞。收藏照片史料、孔子儒学、中外交流、名家匾额等。wjinsi@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