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最高指示”是怎么来的？

     最高指示是指在文革中以毛泽东的论述、意见、指示为最高思想。

     林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1966年工作指示》中说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一经提出，便极短的速度内在各大报刊、广播中广泛传播，普及的速度极快。

1）强调指示发出者权力地位的至高无上。文革时期毛泽东已经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却仍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位，掌握着中共中央实际最高权利以及最终决策权；

     2）毛泽东思想地位的绝对化，强调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有文字描述：“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通过最高指示的称谓形式把中国意识形态至尊的荣誉授予了毛泽东。以意识形态名义为政治权力授勋，同时又倚仗政治权力强化意识形态权威，完成了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把毛泽东心仪法令、真理两种身份完美地结合了起来。最高指示与圣旨的含义大相庭径。把毛泽东著作、指示称作最高指示就是拿它比拟中国最高法律，以领袖意见否定了中国的法律、制度。

应用在1966年最高指示的应用范围达到高潮，在说话、作报告、写文章、写检讨、写家信、写情书的时候，都引用《最高指示》中的内容。报纸、黑板报、信封、粮票、购货券、商标、茶盅脸盆、包装纸、公交车票、介绍信、结婚证书、红宝书封面等都印有最高指示的内容，被当成了一种法令象征、装饰图案。 在文革时期的结婚证书上，印制、引证最高指示的内容：“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的地方就是原来印制、引证《婚姻法》的位置。

从《人民日报》第49期—第97期的数据材料分析，从1965年出现至1970年后逐渐淡出（1965年出现4条、1966年出现256条、1967年出现91条、1968年出现58条、1969年出现19条、1970年出现3条），最高指示风靡了5年。

1945年后， 虽然日本投降，但是残余分子还很多，哪怕在日本战犯被遣返之后的1960年代，甚至到文革，查处原敌伪军警宪特的工作还没结束，甚至掀起高潮，也造成了冤假错案和滥杀无辜。

文化大革命中有段《最高指示》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中经常使用。

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时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党，时刻企图利用暗藏的汉奸、托派、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装扮积极面目，混入我们的党里来。对于这些分子的警惕和严防，一刻也不应该放松。

这是毛泽东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曾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目的是使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

在文革时期，肆意更改最高指示的内容都会成为批斗的对象，对最高指示不能有丝毫非议，不管这种非议是多么微不足道，甚至本来就是着意维护，都不允许。 

罗瑞卿对《最高指示》提出不同的意见：“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最高，难道还有次高吗？难道不能再高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吗？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啊！”，“你们对谁的话都可以怀疑，对毛主席的话也可以怀疑。”因此在文革中，成为批斗对象。

   沈有鼎指出《最高指示》中有一个标点符号用得不恰当，就给揪去开了一晚上批判会，称他是“现行反革命”，“不投降叫他灭亡”。 

  由于最高指示这一提法过于极端，而逐渐不在公众场合提出。到了文革结束，最高指示也就彻底结束，不过人们在调侃的时候也经常使用。 

2000年后有对“最高指示”的戏仿用法，如母亲对儿子，最高行政当局对部属、国家元首的话，被称作“最高指示”，意含调侃。

现在，中国再没有“最高指示”，而是顺着东风，飘到朝鲜半岛的北部，在那很很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