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思 《地震！日本！》

日本地震一年了。

记得去年3月11日，我刚在北京三元桥日本大使馆入境管理处递交赴日资料，还在北三环的路上，突觉车身陡然晃动，半小时后一看电视：日本发生特大地震，北京有震感。

今年三月，中国开始学雷锋，这让我想起去年日本地震后我遇到的日本活雷锋。有人对我说：“当然，为避免让爱国爱到热泪盈眶、激动异常的那些人以为你亲日，你在此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日本右翼219次。”我说行，我照办.

　  虽然来过日本几次，但是还是陌生。我们几个人，或我只身一个人，多次向日本人问路、求助。幸好，那些日本人十分乐意帮助，耐心指路，甚至主动带路。

4月26日，古都奈良火车站附近，我们要找一个宾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指路，耐心告诉我们后转身离去，可是没过两分钟，她又回来了，她以为告诉错了，又跑回来纠正，还连声道歉。我们按照她指引的道路前进，结果越走越远，原来这个老太太纠正后的方向是错的。老太太使坏？不可能，记糊涂了，那也感谢。

4月28日，在广岛参观原子弹轰炸纪念馆，里面确实很少宣传被轰炸的原因是由于侵略，这显然应该批判。但是广岛从战后第二年就开始纪念，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无论是南京还是沈阳都是40多年后才开始纪念的，全国人民才如梦方醒，大声谴责日本侵略。

　　我们走出纪念馆到附近一家小馆吃饭，到里面落座后才发现是饮料店，我们表示要出去吃饭，年轻的，还点着腮红的服务员，没有因为我们不喝饮料还要去别的饭店吃饭赌气，不顾工作很忙，甚至主动走出店门为我们指路。

　　以前来日本，中国导游告诉大家，找不到公用电话，可以借用日本人的手机，一般不会拒绝。我当时没去试试日本人是否会同意。这次来日本，一个华人告诉我，最好不要借别人的手机，这不太好。可是我找不到公用电话，只能借手机。至少两次，我借用日本人的手机，幸好没被拒绝，用后我表示谢意。

　　5月2日到了仙台，当天晚上，我因为寻找鲁迅遗迹，至少问了五个人，他们都耐心告诉，一个青年学生送我后回去了。

　　晚上十点左右，一个正在跑步的日本青年听说我找宾馆，停下脚步陪我走了至少四里地，问了多家宾馆，却都爆满，他就继续耐心地帮我寻找，直到看到我找到才安心离开。我多了个心眼，万一被日本人骗了怎么办，于是问他的名字，他似乎做好事或做坏事不留名，有些不情愿，但最后还是告诉我了，叫佐佐木涉，我们微笑着在仙台深夜里道别。

　　问路继续，让人意外的事情接连发生。

3号白天要到鲁迅当年的教室看个究竟，我就来到现在的东北大学，原先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在办公楼走廊里，恰好看到两个老师走出来，我说来自中国，要看看鲁迅的教室。

东北大学的总务部长高桥秀市55岁左右，西装革履，主动带我前往。

　　总务部长高桥秀市似乎像面对一个顶头上司，给他一个很美的差事，十分热心，满脸喜悦。由于教室不开放，总务部长高桥秀市竟然不顾西装革履搬来一个砖让我踩上去，爬玻璃上看。让我想不到的是，怕我站不稳掉下来，高桥竟然抱住我的左腿支撑我的力量。这是藤野先生转世吗？

　　如果说笔者王锦思被他感动，有些人要骂我怎么会被日本人感动；如果说总务部长高桥秀市虚伪，可他有这个必要吗？

如果高桥秀市是帮一个美国人，事情或许在中国不那么震撼，在中国人惯常心里中，日本人欺软怕硬，见到美国人如何奴颜婢膝。高桥给美国人带路抱腿顶多增加了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没骨气的例证，耻笑几声。

　　记得柏杨说自己在东京迷途，“苦不会日语，向一小店老板，以笔写字问路，该小店老板亦不知也，拉一椅子命坐，一花枝招展的女郎含笑奉茶，该八字胡打了半天电话，才弄明白，乃领我回去。我以为不过十步八步，谁晓得他竟领我走了整整三十分钟。呜呼，八年流血抗战，一百年反日仇恨，在那一刹间，便从心头一笔勾销。第二次赴日时，曾带半打凤梨罐头往访，成了迄今仍在通信的老友。如果此事发生在敝中国，我的遭遇将是如何耶？想及至此，不禁打一个寒战。”

我倒不会因为日本人带路，就忘记侵略。日本侵略过中国，中日之间有历史问题，日本现实欺负中国。但是我们国家一些人的逻辑是，一个国家的错误，似乎注定要他每一个人承担这个责任，哪怕也要没做过坏事，甚至为中国人做过好事的日本人承担。

总学雷锋，是因为我们缺少雷锋这样的人。日本没学某个特定的道德楷模，是因为，这样的楷模很多很多。

战争期间，我们更多的英雄，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和平时期，我们有更多的雷锋，才可以笑傲日本和亚洲诸夷，说：“我们是礼仪之邦，你看多知书达理呀！”

锦思，又名TA、小蜂、一开，精通“德语”（家乡吉林德惠语言）。在北京从事文化产业，2011年度凤凰网十大影响力博主之一，首倡国家级公祭英烈和九一八全国鸣警报，出版专著多部，收藏多种史料和文物，合作筹建东北亚国际交流博物馆、万国博物馆、孔子儒学博物馆、中日交流展览馆。jinsiwa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