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第三次在北京大学讲座

王锦思

28日星期日晚上，北京嘎嘎冷，第三次来到北京大学讲座，就在和我当初读书的教室很近的地方，看到有的熟悉的笑容，心情有些微澜。

第一次讲座是很久很久以前，第二次是很久以前，第三次就在几个小时前，题目是《未来的中日关系如何发展》，听讲者200多人。

小时侯在吉林德惠农村，听说北大生都是中央委员，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我就立志考入北大，国际政治系成为最爱。怎奈我智力一般，水平更差，高考与北大失之交臂，我彻夜难眠，愁白了七月流火的夏日。毕竟考进了北京的另一所大学，也稍许宽慰。曾去过北大，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发呆。一个雨夜，在北大雕梁画栋的门口的石狮子边，我冷得发抖，傻乎乎看着一个个如神仙似的北大生出出入入。一个与外国人亲密告别的北大女生在公交车上，遭流氓调戏，我怒不可遏，挺身而出。

后来终于有幸来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媒介专业，氛围很好，可是学习不怎么用功，用东北话说“连唬带蒙”地混完了。不过见贤思齐、登高望远、受益匪浅，结识了一批有造就和前景的同学以及老师，他们有些经常出没在中国各个媒体之上。

讲座我提到：

北京大学的历程，是对日本的反弹。有了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就有公车上书，就有了以日本为榜样的戊戌变法，就有了以1877年建立的东京大学为蓝本的京师大学堂的建立。

如果说，日本在甲午战争的胜利是因为小学普及，如同盖房子先打基础，那么中国近代教育却是先建京师大学堂这个“屋顶”，头重脚轻，最后成为戊戌变法中仅存的硕果，作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序幕。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次次文化思想先锋运动与北大无缘，北大已离北大精神十万八千里，北大不过如此。我逐步读懂了北大，北大情结正归于平淡，理想中的北大圣殿已然坍塌。北大一支独秀，不能使中国春色满园，支撑不了中国百年富强，千年重量。百花齐放、多元竞争时代正在呈现，没有北大，中国照样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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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中国各种观点日趋百家争鸣，多元化、民主化，对于日本的评价存在争议也在所难免，尽管大都人云亦云或者群情激昂，也应该允许和理解，并加以引导。悲哀在于，中国最现实的言论干预和威胁往往不是来自政府而恰好是民间。如果观点正确也就罢了，可是许多人仍然习惯于在偏见和谬误基础上判断问题，连起码的知识都没有，就把虚假当成真理，不愿意或不敢面对真相，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某些机构内，观点的表达需要一板一眼，有点不同声音就被视为歪理邪说。某些人本来自己也来自民间，但是对政府官员和御用学者极其谄媚，对同样出自民间的人士也歧视排挤。而某些非机构成员的纯在野人士，也一方面谴责中国独裁专制、日本造谣暴虐，自己却又实行双重标准，用非正义手段对待正确的意见和批评，许多正确评价日本以及和日本正常交往的人难免被当成“没有国格”的“汉奸”，甚至把所有购买日货者叫做汉奸，使其处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当今的中国几个人没买过日货，几个人又不是汉奸？有人分析有些偏颇，认为反日者比亲日者更容易倾向暴力和极端。“在当今，需要不怕死精神的不是反日者，却是友日人士这个弱势群体。”

其实，从事反日和后抗日行动的人也不能免受攻击和辱骂，被当做“吃饱了撑的”、“作秀”、“极端”的 “畜生”和“爱国贼”，并认为他们才是汉奸，认为他们采取中国政府并不提倡，也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人民福祉的抵制日货、反对中日友好、肆意歪曲事实、擅自辱骂别人为汉奸的行动，才是真正的汉奸。同样，正义的对日斗争事业应该得到理解和支持，而不是冷嘲热讽，说保卫钓鱼岛、抗议日本参拜靖国神社、对日索赔等行动是什么破坏中日友好大业。

面对不同意见，理想的方式应该是争辩，而不是像极左年代里那样，召开公审大会或者人身攻击。中国正在进步和成熟，呈现多元化状态，再不会被专制制度和愚民群氓裹挟。任何学说观点都应该百花齐放，任何人不能只想自己有言论自由，却肆意封杀别人的不同意见。

1959年，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因为提出控制人口被错误批判，他声明：“我虽然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文革期间，更是不难看到以革命的名义公然聚众迫害无辜者的暴行。

都什么年月了，当观点不同，就搞小圈子，封杀别人，不联系，觉得自己有骨气，以为能恶心死你，以为人多势众道听途说就掌握真理就是民主。如果大家不能在一起，每个人都可以在心里装着自己的那个信仰上路，各自归去，寻找自己的快乐。

中国法律和制度不允许因言定罪，以偏盖全，不允许因为一个错误或优点全面否定或肯定一个人，乃至任何一个国家。

我庆幸众多的媒体、舞台提供了表达意愿和声音的机会，没有谁能够彻底禁锢谁的声音！我相信，中国只有一个声音、只听命于一个团体的时代早都结束了！因此，我感谢北京大学给我这次讲座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