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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羔体的中国文学凭什么获得诺贝尔奖
王锦思
10月19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公布，因诗集《向往温暖》获奖的湖北省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成为话题人物。他的诗作因为口语化而被戏称为“羊羔体”，饱受争议。其实，鲁奖每年揭晓都伴随着业内、读者的质疑，平庸说、黑幕说不一而足。诗人赵丽华语称“鲁迅奖跟鲁迅狗屁关系没有”，北京作家阎延文说“羊羔体”是鲁迅文学奖的死亡证书，证明鲁迅文学奖已濒临死亡。不仅如此，这更证明中国文学濒临死亡，有什么资格批判并获得诺贝尔奖。
近代以来，梁启超、鲁迅、田汉、夏衍、茅盾、巴金、冰心等人，他们以“人的文学”为主题，用自由、民主、科学的理想启迪着国人的心灵。鲁迅不断用日本人来对照中国人的国民素质和精神，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有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
新中国成立后，在“左”倾政治的干扰下，巴金等大师精力衰退，缺乏反映社会现实、具有思想穿透力与美好倾向的辉煌大作，人物脸谱化、概念化。改革开放后，“人的文学”复归。但是，在商品经济大潮下，作家心浮气躁，迎合流俗，鲜有能流行百年的精品。
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作品的作家”，评选依据是艺术质量、人物主题结构、语言等方面的独创性，还要勇敢地致力于探索、关注人类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
1913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因为用英文而不是母语梵文创作的诗集《吉檀迦利》，在亚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8年12月，连续7年成为候选人的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也是第一个用欧洲文字以外的文字创作的获奖作家。获奖词是：“以敏锐的感觉、高超的技巧和艺术手法，表现了具有道德伦理价值的日本人的内心精华和文化意识。他在驾驭东西方精神桥梁方面作出了贡献。”
1994年，大江健三郎以《一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是，“凭着诗一般的想象力，创造了使现实与神话紧密地凝结在一起的想象世界，夸张地描写了现代人的形象”，“他努力发挥个人体验，成功地描绘出人类共同的追求”，“有些地方的写作技巧超过了欧洲”。
许多人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有偏见，缺乏公正性。其实，泰戈尔、海明威等大部分获奖者基本代表了世界文学思想和艺术探索的最高水准。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克努茨·安隆德克维斯特认为，除日本外，亚洲文学还没有达到在自己特定范围内具有真正意义的艺术心理和语言水平。施蛰存等中国作家也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水准不如20世纪30年代，更不如日本。
比起诺贝尔文学奖的争议，中国文学奖更是远远经不起考验。1997年，茅盾文学奖授予尚未印刷的修订本《白鹿原》，明显违背评奖原则。其他获奖的如王火的《战争和人》等都很难代表长篇小说的最高水平，获得一致好评的《曾国藩》却被排斥在外。鲁迅文学奖获奖篇目过多过滥，评奖缺乏透明度，矛盾是非太多，俨然变成名利场，腐败传闻甚嚣尘上。
有人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条罪状是政治偏见。殊不知中国文学也曾经充当政治的俾女，空洞说教，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被视为“异端”、“毒草”，西方优秀文学更被批判、焚毁，反映农村合作化和极“左”路线的《金光大道》、《艳阳天》却大行其道。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当年鲁迅就如此评价，“梁启超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羊羔体”获鲁迅文学奖再次暴露出作协的体制弊端和文坛的风气堕落，幕后“跑奖”“买奖”的潜规则此起彼伏。不只是鲁奖，包括茅盾文学奖、老舍文学奖，每次奖项一公布，多多少少都会遭到质疑。参与鲁迅文学奖评选的著名学者丁帆也表示，谁也不敢说这些获奖作品能够代表当前文学创作最高水平。文学奖的信任危机背后，其实是文学的危机。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诺贝尔不颁给中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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