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日本没有对侵略历史心甘情愿地认罪忏悔，只要日本没有对侵略战争中强掳性奴、强征劳工、强掠财物、强占领土等毫无保留地予以赔偿或归还，只要昔日战争罪魁依然受到日本国家（政府）层面的“供奉”或“祭拜”，伟大的抗日战争在严格意义上就没有彻底胜利，或者可以说没有真正结束！

　　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的14年间，日本在疯狂侵略中国的同时，对中国进行了极为罕见的经济掠夺和破坏，劫掠了大量文物，至今尚未归还。

　　中国文物所经历的最大浩劫莫过于日本在1931年至1945年对中国的侵略。1945年11月，中国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经调查登记后，分类编成《战时文物损失目录》，计列书籍、字画、碑帖、古物等8项，文物损失共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1946年6月，中国外交部向远东委员会及盟军驻日总部提出追偿我国文物意见书，陈述了以甲午战争为起算日期及以相应实物赔偿的主张。1949年6月23日，远东委员会对文物补偿案提出表决时，11国中有9个国家赞成，苏联弃权，但是由于美国使用了否决权，此案被搁浅。

　　据《甲午以来流入日本文物目录》一书中记载，战时损失的书籍至少300万册，实际归还仅15万多册，重要文物被劫15245件，实际归还了2000件。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是，在这段文字中，中国也从来没有说过要放弃返还实物的请求，没有放弃对文物的追索权利。

　　按照法律原则，一件物品被损坏后，可以要求赔偿；如果一件物品没有被损坏，非法持有者就应当返还原物。非法所得的文物必须返还原物给原来的所有者，或者国家。战争期间无论是抢掠或是低价收购到了日本的文物，都一样是非法所得。日本的中国文物持有者，无论是私人或者机构，都有义务清楚交代文物的来源，出具合法的购买证据，否则可以初步认定这些属于日本在侵略战争时期从中国抢掠的财物，必须返还。如果占有人能拿出来购买的发票或者收据，则可以进一步追究下去……另一方面，既然是中国文物，中国方面就可以向日本占有人提出支付成本价回购的要求。

　　要求日本返还文物的主体可以是中国国家，也可以是战时丢失了文物的中国图书馆、博物馆、庙宇、私人等。文物索赔的一个关键在于，在采取实际行动前，需要一段时间仔细地调查研究，充分掌握文物的情况，追寻在日本文物的踪迹。另外一方面，在国内也应该搜集一些资料，对日本造成损坏的文物，也可以要求赔偿。

　　从日本追索战争期间抢掠的文物，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独立于战争赔偿要求，属于中国人民和政府的正当和合法的权力，最容易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我们应该动员起政府和民间对日索赔的各种社会力量，尽快行动起来，完成这项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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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北京8月10日电(记者任沁沁)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日前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本天皇明仁和日本政府，要求日本迅速归还所掠中国文物“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文物。

　　“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是日本从中国掠夺的最具分量的文物之一，现藏日本皇宫。它见证了唐朝册封管辖东北的过程，目睹了日本遣唐使西去东归学习盛唐的往事，记载了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对中国东北史、民族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史载，唐鸿胪井刻石本是一块重逾九吨，单体十多立方米的驼形天然顽石。公元713年(唐开元元年)，唐玄宗使鸿胪卿崔忻前往辽东，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使命完成后，崔忻原路返回长安，路经旅顺都里镇，为纪念这次册封盛事，于黄金山下凿井两口、刻石一块，永为证验。刻石文字共29字，分3行自上而下自右向左书写：“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1895年，清军将领刘含芳修建四柱方亭，护卫刻石。1908年，日本军队将刻石、护卫亭作为日俄战争战利品掠走，藏于日本皇宫至今。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介绍，为了追讨“中华唐鸿胪井刻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专门成立了文物追讨部，组织专业队伍，对日本所掳中国文物进行集中追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文物追讨部部长王锦思表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已通过函件方式敦促日本归还刻石，下一步还将组织专家赴日本考察。如果通过民间努力不能促成文物回归，还将参照韩国讨要“北关大捷碑”等国际先例，请求政府出面。

　　公元1592年后，日本入侵朝鲜失败，朝鲜建立“北关大捷碑”。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将此碑掠夺到日本。1970年开始，韩国民众就积极努力地要求日本归还“北关大捷碑”。2005年5月，韩国政府正式要求日本归还此碑，同年日本将此碑归还韩国。自甲午战争至抗日战争期间，日本自中国所掳金银、文物数量巨大。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统计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360万件，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不见踪影，而民间流失的文物更是无法估计。 

　　“被掠走的历史文物，曾经属于中国，现在却存放在日本，给中日关系带来严重的伤害，于情于理于法都不适宜，理应物归原主、完璧归赵。”王锦思说。早在1992年日本天皇明仁访问中国前，童增就曾公开要求归还存放于日本皇宫内的所掠中国文物。他指出，此次首选“唐鸿胪井刻石”对日追讨，是因为今年正逢刻石建立1300年，而通过若干中国学者的多年努力，掌握了日本掠夺刻石及刻石现存处所等大量证据，有利于追讨成功。 

　　海内外中华儿女，为了向日本索赔追讨，矢志不渝前仆后继。香港同胞几十年如一日，要求日本赔偿日军军票持有者的损失。1989年12月，耿谆要求日本向“花冈惨案”罹难者遗属和幸存者谢罪赔偿。1990年，童增先生发起大陆民间对日索赔的活动。许多仁人志士为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等中国被掠文物回归积极努力。学者王仁富20多年时间积极研究宣传，曾在2011年给日本皇宫写信探问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安危，并得到回信确认。王锦思长达十余年倡议国家级纪念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全国鸣警报深入人心。罗哲文、崔永元等一批有识之士相继投入到关注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等被掠中国文物的行列中。不少有良知的日本学者也主张将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还给中国。 

　　“我们要追讨的，不仅是文物，更是一种国际正义;我们表达的，是中华民族的诉求。”童增建议，日本以史为鉴，知错必究，正视中日遗留历史问题，遵守国际法准则，沿用国际先例，尽早归还中国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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