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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人性的扭曲

文革中人性的扭曲


    文革,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战争,阶级敌人就不是人。所以,杀多少人、怎么杀,都是合理而且正当的。问题是,当时并没有战场,所谓敌对的一方,只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即使被拖出来,也没有丝毫的反抗。无论如何,对方也是人,能把毫无抵抗的一个人活活打死,虐待致死,无论怎么用阶级性来解释,施虐者的人性已然夹失。这样的阶级战争,即使按最严格的革命原教旨的说法,也只能算是强者对弱者的施暴。
文革中人性的扭曲
    文革中发生广西大屠杀、道县大屠杀、大兴大屠杀,你可以说这是特例。但各地武斗,两派动用扎枪乃至大炮机枪的厮杀却是普遍的。至于整个十年里没有间断过的揪斗、群众专政、虐杀和逼死人命,什么地方没有呢?任何人都没有作为人的起码尊严,黑五类如此,走资派如此,根正苗红之辈也如此。前一天还在死整别人的打人凶手,忽而就被打倒,马上被请君入瓮,打得半死。下跪、喷气式、阴阳头、挂破鞋……这样的羞辱和虐待,在整个文革十年,就没有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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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许多地方流行过一首显然是由成年人代作的“童谣”:
 
  炮轰爸爸,火烧妈妈,
  全家改组,我来当家。
 
    这首戏谑性的童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家庭关系普遍受到这场“大革命”冲击的现实。不过,真正的现实远比这简单的童谣所能反映出来的情况更加严峻,更加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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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子女与父母发生冲突,甚至其中一方宣布与另一方“断绝关系”的事件,各地都多有发生。在一般民众中,普遍是因为父母有着“反右派”运动的经验教训,不愿看到子女重蹈当年“右派分子”因响应号召而陷入“阳谋”的覆辙,竭力阻止子女向领导干部造反;年轻的子女则大多自以为真理在胸,“红宝书”在手,坚决到大风大浪中干革命;再加上一些单位的领导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或稳定局势,阻止群众起来造反,通常都会打“家庭关系”这张牌,向家长施加压力,甚至以扣工资、停职或开除之类手法来逼迫家长让子女就范。
文革中人性的扭曲


 
    “文革”中一切具体的暴行,其残酷性最终都是有限的,而唯有“阶级斗争处处都有”、“搞阶级斗争就是要六亲不认”这统治着全社会的疯狂信仰及其所产生的无比强大、无处不在的环境压力,其残酷性才是无限的;它恶性膨胀的结果,才是能够吞噬一切人类之爱的最野蛮、最凶残的“魔场”,才是无边无际的罪恶之海。
文革中人性的扭曲


    从野蛮和施虐中得到快乐在“文革”中多至无数,例如红卫兵在“抄家”、“破四旧”、“揪斗”、打砸抢时的欢呼雀跃、争先恐后;再如在四川成都市的武斗中,一派工人抓住了另一派工人之后,“用各种刑法折磨他们,有‘喷泉’(打破头颅,血喷涌而出),还有‘风景画’(用刀乱割受害者的脸)。”又如北京某中学一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死尸跳舞——他干脆跳了楼。”更普遍的例子比如在数不胜数的“大批判”中,人们总是把“砸烂”、“批倒批臭”、“打入十八层地狱”等等一切极端残暴的语言倾泻在受害者头上,并由此而使自己得到胜利者的满足,以致于“大批判”竞成了许多人乐此不疲的职业。这类施虐快感的产生仍然源于与原始文化和中世纪宗教文化相似的原因,仅以“大批判”中的笔名和各红卫兵组织名称这“文革”中极普通的现象为例,这些名称不仅常常最强烈地宣泄出对牛鬼蛇神的仇恨,而且也使施虐者由此而体会到自己的神圣、强大和异端者的极端卑弱无助,从而获得最大的光荣和施虐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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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巴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时所言,“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历史已经翻过了那沉重的一页,国家与时代都在发展,发展到甚至后来者已经对那段过往的记忆足够模糊的地步。于浩劫的亲历者而言,记忆渐渐成了煎熬,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那些印有时间刻度的画面,尽管变得斑驳,但画面中所显现出的对文明的破坏、对人性的扭曲以及全民道德的失守,只因为从未真正直面并表达忏悔,时间越久,负累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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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锦思,北京“锦标堂”工作室,首倡九一八全国鸣警报、国家领导人出席等内容的国家级纪念抗战活动,征集收藏东北、北京、孔子儒学、中俄中日关系等主题史料文物。


王锦思系列著作:《发现抗战》、《图说抗联》、《发现东北》、《超越日本》、《日本行中国更行》。购书网址:孔夫子网:www.kongfz.com,当当网:www.dangdang.com


王锦思邮箱jinsiwa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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