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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两万人的德惠大霍乱元凶是谁?

死亡两万人的德惠大霍乱元凶是谁?

 

 

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1946年7月12日,在笔者王锦思的家乡、国民党统治下的吉林省德惠县突然遭受一场空前的霍乱浩劫,短短两个多月内,死亡2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1/10,甚至全家、全村死光,“万户萧疏鬼唱歌”,死亡人数为同期全国各地流行病死亡人数之最。一时间,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蔓延无边。

 

王锦思

 

我始终坚信,对历史苦难的追忆和铭刻,会让我们成熟和警醒。是对前人脚印是浅是深、是弯是直的镜鉴,以便走好下一段路程。否则苦难就是双重的。之于此,我就开始了艰辛的行动。

少年从父母的支言片语里,后又从有关资料及人们的讲述,以为这是日本造成的。1997年,我心想,德惠大霍乱受害者应向日本索赔,讨还血债,索赔数额不低于犹太人向德国、韩国人向日本的索赔数额。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姜维久十分支持。

1998年,再仔细打量这段历史,不免怅然。《德惠文史资料》称"据传源于长春"。《德惠县卫生志》记载:"国民党新一军1946年5月从上海带来病源。"两者相互矛盾,更与民间传说大相径庭。是天灾,还是人祸?难道起因就这样轻易,或永为千古之谜?

我付出了巨大精力、财力进行调查,发现我也是受害者遗属。我姥姥70多岁的父亲和另外三个亲人染病丧生。姥姥又怕又悲,以泪洗面,怕被传染,不敢去祭奠。

国民党新一军带来的霍乱吗?新一军在辽沈战役中被歼,所剩无几,要想找到幸存者殊为不易。军长孙立人后任台湾"陆军总司令"兼"国防部长",因"预谋兵变"软禁,90岁病逝。"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险些在德惠被击毙,后在淮海战役中被俘。他们未必清楚霍乱原因,或许不在意,他们见到的死亡多了。

1998年,我走访一个舅舅,他参加新一军正赶上霍乱爆发,部队打预防针,但是他不知道起因。

反映抗日远征军的纪实小说《大国之魂》中有新一军,我与作者邓贤联系,他给我热情的支持。新一军30师士兵黄多能、50师士兵王云清80多岁,居成都。王云清曾参加德惠守城战役,对于我的问题有所顾虑,多次询问才肯讲述往事。他们证实,新一军到达德惠前并没有染上霍乱。我也推测,新一军1946年1月已抵达东北,途中并没有在上海停泊,无从在1946年5月的上海染上霍乱。可见有关记载严重失实。

当年,日本在哈尔滨和长春建立731部队和100部队,由曾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生、博士、教授等知识分子组成,研制鼠疫和霍乱等细菌武器,并将活人用于实验。据不完全统计,被用作人体实验而杀害的中国军民估计有20万人,细菌武器造成100多万人死亡。至今鼠疫和霍乱还被我国列为仅有的两种甲种传染病。日本还遗弃了多达上百万发毒气弹和细菌弹,仅吉林省敦化市估计就有70万发,当地人民屡受其害。2003年8月4日,齐齐哈尔日军遗留毒气导致40多人死伤。

(我收藏的战时日军细菌部队演习照片)

731部队也曾在德惠等地大量收集老鼠,这无疑是用于细菌实验的可疑罪证。1940年,731部队在吉林农安施放鼠疫菌,致死近500人,并波及德惠。日军投降时,第100部队炸毁长春细菌基地,把细菌投入井中。有百姓回忆,日军火车经过德惠,把沾菌饼干扔了下来。

吉林省博物馆专家赵聆实调查确认,吉林榆树、永吉两县霍乱均为原驻长春孟家屯日军第100部队旧址传来。我推测,德惠大霍乱发生的时间与两县基本一致,德惠距长春比榆树、永吉两县更近。而从长春去榆树,德惠是必经之地。因此很难把起因同日军抛开。否则,我为什么不怀疑意大利黑手党和德国盖世太保?但很难找到证据,如第一例病人、传播路线等。

德惠大霍乱的起因虽然未必能调查清楚,毕竟还有一线机会。一旦努力,我们将问心无愧,足可告慰死难同胞。

侵华日军细菌战问题专家郭成周撰写《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他告诉我,德惠大霍乱起因非常可疑,应该调查。我想,纵然没有查清日本的责任,就打算向台湾国民党政府索赔,当时国民党对霍乱的蔓延、扩大,未采取有效措施,负有重大责任。有人说:“向自己人索赔不合适,只能针对日本。自己家的丑事烂肚子里得了,别丢人现眼了。”

我取得一定进展,但仍没有突破,就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联系40位德惠等地的同学、朋友、亲属等各界青年共同发出倡议。大家都抱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了大量工作。倡议者王大庚说,和日本人可以做生意,想起民族苦难难受,再有外敌入侵第一个上战场。有下岗的倡议者表示借钱也要捐款。亲属也都做了大量工作。

(这些好友后来一部分成为响应我的倡议者)

1999年6月20日开始,我向有关政府领导、研究机构、新闻媒体及日本等国发出了倡议书60余份,希望调查宣传德惠大霍乱,建立纪念碑等,并郑重表示愿意捐款。

没想到的是,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行为,抗战和现在都需要付出勇气。生旦净末丑、蛤蟆老鼠王八蛋就不断粉黑登场,嘲笑讥讽,说我们"有精神病","看三国掉眼泪,为古人担忧","现在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正经事都干不过来,谁还管你那事。就是都干不正经事,就更不会管你那个事","中日关系好都好不过来呢,日本人再打过来,你们都没有好下场"。

6月24日,第一个反馈是一个在德惠工作的倡议者,领导大人指责他太没有组织纪律性,如不悔悟会影响前途。吉林省社会科学某大学者讥讽:"你们搞不出什么名堂!"长春一卫生机构的泼妇态度极其恶劣。一日本友人乐于协助,中国翻译却冷言冷语,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日本人认为,"被打的人已经忘记了挨打,或不在乎,又怎能指望打人者还会记住打过人呢?"台湾作家龙应台说:"当我们自己对人命漠然的时候,又如何怨忿别人漠视我们的苦难?"

从德惠走出去的原辽宁省委书记郭峰,被誉为"辽宁邓小平",清正廉洁,大公无私。宋德福曾担任全国团中央书记、人事部部长、福建省委书记,回家不惊动地方官员,亲属无人能"借光",弟弟还赶马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顾秉林更是学识高深,建树颇丰。借用小品中的话形容,"同样是德惠人,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我自己付出了5000多元钱,却得到这样的结果。我气愤,我失落,我终于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一笑置之。我倒觉得鲁迅笔下那些麻木愚昧的看客有几分可爱,毕竟他们仅仅是看,而没有其它。我们没有理由愧疚,应该被嘲笑、被批判的决不应该是我们。我们不予理会,得到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士的支持和鼓励。

杨树中学在周显木副校长的号召下,学生在假期走访见证人。唐东从日本发来电子邮件,表示愿意帮助。也有日本和美国的友人帮助调查。这都让我十分感动。

7月7日上午,七·七纪念日。我还在单位焦虑此事时,在德惠民政局工作的倡议者冯久峰打来电话,说德惠市领导十分重视此事,刚才宣传部和卫生局来人,询问是否兑现捐款等情况。7月8日,德惠市卫生局杜同志打来电话,问我们调查时间、资金来源、目的,并说需要领导决定。德惠市委书记钟振明也同德惠文史专家李忠逊交流探讨德惠大霍乱起因、调查可行性等问题。我还通过市长公开电话12345给长春市市长李述打去电话,发去电子邮件,并亲笔写信给他。李述市长十分关注,表示要研究此事。

由于迟迟没有答复。8月9日,我去德惠市委找到市委副书记杨大明。他爽快温和,平易近人,让我坐下喝水,说我们是热血青年。他说时间太长了,确实不好调查,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也许到最后还查不清。无论如何,要请示上级,在党的领导下,符合党的方针、政策、路线……

与此同时,吉林省发行量最大报纸《新文化报》副总编任白说很有意义,决定报道,要登我的照片,我本不想抛头露面,但盛情难却,只好半推半就,拍了挡住半张脸的照片。

1999年 9月18日,《新文化报》头版和第五版刊发了记者朱方清采写的6000多字的文章,引起巨大反响。在德惠,《新文化报》销售一空,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纷纷,关注着53年前的惨痛历史有何下文。《新文化报》共发表十多篇连续报道。看到受难者的讲述,仿佛那场苦难就在面前上演。

由于牵扯我许多精力,为了全力推进,我就辞去工作。然而,事情发展并不乐观。一个公务员长辈告诉我适可而止。赵聆实向上级申请,准备成立调查机构,然而不被批准。不过这次倡议,作为我日后推动全国纪念抗日战争的演习和训练,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2003年2月23日,我在北京见到了对日索赔人士王选。我向她介绍德惠大霍乱情况,她很震惊德惠大霍乱死亡的惨重,说的确应该调查。

最初在我发出倡议书后,我自己承诺捐款5千元,这些都准备捐给有关方面作为调查、纪念费用。我还得到受害者遗属、倡议者和社会各界捐款。捐款者有我的姥姥、父母、姐姐。我的外甥小小李和小小王各捐了10元,他们是小学生。后来我去北京呼吁全国纪念抗日战争,小小李还把100元压岁钱给我。

其他捐款的还有,王伍、王运海、宗相辉、张凤武、刘万超、刘德明、朱玉祥、韩长富、王大庚、冯久峰、张大辉、徐亚安、徐志军等。尽管有的捐款者不太情愿,但是能够慷慨解囊,是因为我们关系好。

德惠有句打油诗:“有屁不放,憋怀心脏;没屁硬挤,锻炼身体。”可见说话不讲信用,还不如放屁有价值。有人统计,80%的人拖延还钱,甚至永远不还,成为骗子。为了小到20元,大到几百元几千元,许多同学、朋友、亲戚,七尺男儿和大家闺秀都变得那么寡廉鲜耻。有时我发此痴想:如果《马关条约》让骗钱不还、背信弃义者代替清王朝执行,中国会省下一大笔银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由于倡议没有进展,没有机构愿意接受这笔捐款去调查宣传德惠大霍乱,而捐款的神圣性、严肃性不容玷污,为求得一分舒心和坦然,我决心除家人外,归还全部捐款。欠家人太多怎么还得清,说多了都是心酸。

2003年2月,我把钱一一交给捐款者,惟独没见到徐志军,他下岗时捐了钱。7月10日,他和妻子来北京,当晚就踏上归程,我们近在咫尺却失之交臂。

12日,恰好是德惠大霍乱57周年纪念日。13日,徐志军和媳妇去要欠款,突遇车祸不幸身故,路人还拿走了手机和4000元钱。这次生命的逝去给我带来巨大的触动和伤痛。

7月19日凌晨四点,小雨寄托我的哀思。我走下火车,给他带回一瓶北京二锅头。看了他最后一眼,就含着热泪用黑土把他和媳妇深情地掩埋。

五天后,我赶到坟前凭吊,小草已经破土而出。生命周而复始,只有大地才会永恒。德惠大霍乱苦痛已经远去,兄弟的不幸凸显了生命的无常。

有时死一个人,我们会很痛苦很震惊;有时死二万人,却成为一个抽象的统计数字,个体死亡的悲惨命运被忽视,何况死亡的是半个世纪前一群最纯粹最纯朴的农民。不管如何,德惠大霍乱和广岛原子弹轰炸一样,都是人类永远流泪的眼睛,永远不能愈合的伤口。

听老人讲,文革时,三个日本人来到德惠火车站摆上供果,燃上香烛,并带走一捧土,祭奠殖民时死在德惠的亲人,德惠人叫"取灵"。据说,当时现场戒严,观者如睹。德惠人不理解日本人的行为。

德惠有解放战役纪念碑,却没有德惠大霍乱遇难同胞纪念碑,它应该在德惠大地上耸立,那是我们每一个德惠人、每一个中国人永远的心灵墓地!

德惠,我爱你爱得好痛苦!

这次不成功的呼吁,成为我日后推动全国纪念抗日战争的演习和训练,取得宝贵的经验。从2001年开始,我在有关人士支持下,通过上百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等场合上提议我国国家级、国际化、最高规格纪念抗日战争;每年9月3日和9月18日举行国家级纪念大会,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每年9月18日全国统一鸣警报3分钟,下半旗,肃立默哀。我遭到某些人的讥笑和蔑视。有的名人认为我"太民族主义了",还质疑九一八鸣警报“没啥意思”,“copy(复制或模仿)外国是否有这个必要”。仿佛任何形式的对日斗争都是中国首创、前无古人。但是我不在乎他们。为支持此项倡议,勿忘国耻网等签名总数已经突破100万人,全国每年有上千个城市在9月18日鸣警报。

值得指出的是,呼吁牢记抗战,我也希望日本彻底反省战争,中日两国实现和解。这就是我因为德惠大霍乱产生的最初思考。

 

 

 

 王锦思,又名TA、小蜂、一开,吉林德惠人,定居北京,北京大学媒介方向研究生学历。粗通英语,懵懂日语,精通德语(家乡德惠语言)。从事文化产业工作,收藏、展览中国各地近代以来文物史料,以及日本、俄罗斯、美国侵略、交流友好史料实物。首倡九一八全国鸣警报、国家级公祭英烈和死难同胞、朝鲜半岛暨世界和平签名。专著《日本行,中国更行》、《超越日本》、《发现抗战》,中日港三地出版《活动家的证言》在各地新华书店和较大书店,淘宝网、孔夫子旧书网、拍拍网等网站。本人不负责销售邮购。jinsiwa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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