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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前北大如何包容极端思想

95年前北大如何包容极端思想

 

王锦思

 

报载,从去年11月起,北大在医学部、元培学院开始试点学生学业会商制度。会商的“重点学生”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学生,而今年5月以后,北京大学将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会商是个别谈话或者集体找一个学生谈话的代名词,心理辅导,变相用那个思想禁锢“思想偏激”的学生。这种做法,不如95年前蔡元培领导的北大思想活跃和进步。

北大因蔡元培,从此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中国伟大的教育家。 191691日,身在法国游学的蔡元培,收到中国驻法使馆转来的电报。电报是时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的范源濂发来的: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陶希圣先生对那时的北大曾有这样的回忆: “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文科那边有一个学生坐自用人力车(洋车)来上课……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两院是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 “教育救国”的理念,是蔡元培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坚信不移的信念。 他对学生们说,“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蔡元培14日到北大上任,111日就呈请教育部聘任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又引进了胡适进北大当教师。

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青年毛泽东也有幸来到北大当旁听生。

毛泽东回忆在北大时,“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新文化领导人傅斯年等“都是些大忙人,没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当时北大提倡民主、平等,消除等级差别,然而北大人连装都不装,自以为未来一定会比毛泽东强。建国后,北大人趋炎附势的嘴脸暴露无遗,终于跪拜在当年不理会的那个湖南人脚下,请求他题字,为他在文革中冲锋陷阵。聂元梓,北大闯将,贴出文革中第一张大字报和“炮打邓小平”大字报。

但总体而言,北大还是进步领先全国,民主和科学,也由此发端,五四运动改变了中国,这些都离不开北大的新鲜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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